税重了企业家就会离开
从国际情况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40年中，遗产税是处于逐渐下降趋势的。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流转税或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或直接税比重过低，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税收结构？
刘桓：国际上的税收结构有三种不同模式：一种叫做英美模式，也叫萨克逊模式；一种是拉丁欧洲模式，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还有一种是日耳曼模式，主要是德国的模式；这三种结构很难说哪种更先进。我认为税制结构是与文化传承、民族习惯、历史以及征收水平有关系的。
日耳曼模式是双主体，既不偏重流转税也不偏重所得税，两种税不能相互替代。英美模式偏重所得税，拉丁欧洲模式偏重流转税。三者各有特点。
英国创造出个人所得税，这种税对个人收入的调控最直接，是比较公平的。多数人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税收方式，但是它也存在一个弱点，即在直接影响个人收入的同时，会影响到个人的投资。有钱人不会多消费，他们会省下每一分钱去做投资。所以，如果过度剥夺个人收入，虽然很公平，但效率低。
拉丁欧洲模式为什么会以流转税为主？关键是法国等国家找了一个好税种——增值税，增值税税负很公平，传递过程中很均匀，又能保证财政收入及时入库，所以这个税种被称为良税。法国1954年开始实施后风靡全世界。这两种模式在经济发展中各有各的优势。
但世界公认日耳曼模式相对比较好，就是流转税与非流转税相对均衡。
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一开始强调学英美模式。但美国自己也表示，这种做法并不是很好。所以1994年税改就提出了双主体，但实行的结果是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不断增长，到目前为止，增值税加上关税、营业税等形成的流转税占到税收收入比重的70%左右，所以中国还是一个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在进一步税改中更要强调双主体。
新京报：税制改革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刘桓：“十二五”时期，强调结构性减税，也就是税收有增有减，但减税是总趋势，目前来看，减税的措施主要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增税有几个方面。
首先，资源环境方面的税收要增加。我们目前有资源税，但这项税种的税收几乎是零，这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悖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环境很差大家都会不满意，所以现在一些地方在做试点，资源税要扩大范围。
其次是环境税，环境税相对复杂。一是技术领域不好解决，比如按照何种标准去征？二是担心开征环境税后会提升能源资源的价格。而资源能源价格提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带来通胀压力，这是目前正在测算的。所以既要对一些污染环境的资源能源提高税收，又要防止给经济发展带来通胀压力，这需要很高的掌控能力。所以环境税在我们下一步税制改革中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个难点。
此外，要增税的税种还有财产税。
新京报：财产税在未来有操作空间的是哪几项？
刘桓：财产税有两大税种，遗产税和房产税。遗产税这些年沉寂了很久，但今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居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其中突然提到，要在适当时机开征遗产税。据说消息传出后，中国的一些富豪开始提出移民申请。
我们算过一笔账，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例，一个企业家投资1000万可以用工70人，投资1亿可以用工800人，如果这些人走了会使失业率提高几个百分点。
新京报：但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遗产税，而且遗产税的税率还比较高。
刘桓：从国际情况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40年中，遗产税是处于逐渐下降趋势的。
70年代遗产税很重，比如日本累进最高一级税率是72%，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都征遗产税，但现在都在下降。美国在2010年宣布停征遗产税，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香港2006年宣布取消遗产税。
各国要进行国际竞争，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税重了企业家就会离开，经济发展会受影响。这个税种对我们来说很纠结，不征收不合理，但征收伤及无辜或者影响富人投资，也是非常不好的。
在我看来，遗产税在中国一时半会儿还是征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税的核心就是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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