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结构要向均衡方向调整

　　新京报：你多年来一直强调税收负担的分配要公平合理，为什么？

　　高培勇：税收负担分配公平合理关系税收文明问题。税收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相对应的。人类对税收文明的追求就是税收负担的分配要公平合理。

　　新京报：怎么去理解税收文明？

　　高培勇：税收文明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上。税制结构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税收负担分配的标准问题，即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分配税收负担。

　　举个例子，假定5个人组成一个小社会，这5个人要共同负担50元的税收费用，这50元的费用负担应该如何分配？

　　第一种分配办法是平均分配，一个人交10元，这种分配方式不够文明，是一种近似野蛮的分配方式。人类最初的税制就是这种，叫做“人头税”，不考虑个人的收入差别和受益程度。这种税制我们称为简单原始的直接税阶段，这是第一种税制阶段。

　　第二种税制阶段为间接税阶段，比第一阶段文明一些了。间接税阶段不是简单原始的平均摊到每个人的身上，而是按照消费多少负担税收。比如5个人都要喝水，那就把50元的税收负担摊到到水的价格中，谁买水谁交税，不买就不用交税，多买多交税。

　　我国目前就基本处于第二阶段，以流转税为主体，也就是按消费情况负担税收，税收包含在商品的价格中，只要买东西就交税。

　　第三种税制阶段有两种分配方式。

　　其一是按照个人收入比例分配，比如5个人负担50元，收入高的可能要掏20元，其他四个人按比例分担剩余的30元。收入高的承担的税负多，低的承担税负少。

　　其二是按照财产比例分担税负，比如按照房屋的价值分担税负。这是发达的直接税阶段，发达的直接税显然更合理。

　　现实生活中，实行的都不是单一税制，而是复合税制，即税收负担分配标准多元化，既可能按照消费分配，也可能按照所得分配，还可能按财产分配。所以税收有三大体系：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

　　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是流转课税，按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的比重都很低，甚至财产课税基本上没有。所以，我们的税收结构要向均衡的方向调整。

　　新京报：税收文明与经济发展程度是如何相关的？

　　高培勇：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税收分担是比较简单原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商品交易，才会有间接税；经济继续发展，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自然会过渡到以所得和财产课税为主。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均衡的阶段，对此你怎么看？

　　高培勇：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几个衡量指标。第一个是GDP指标，我国GDP总量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第二个指标是家庭财富总量，即中国人的财产总和，这个指标在未来两三年内也会达到世界第二。

　　同时，追溯人类税制结构的演进历程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其税收文明程度就已经比我们现阶段要高了。以个人财产税为例，目前国际上基本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征财产税。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培勇：这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有关系的。以前，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财产，房改以后才有了房子，再加上近十几年经济的突飞猛进，人们的个人财富才越积越多。

　　新京报：一些老百姓会觉得，扩大直接税，个人税负就变高了。

　　高培勇：这是误解。千万不要理解成：有财产税税负就高，没有财产税税负就低。因为税负的总量是既定的，政府一年要花10万亿，税负就是10万亿的量。这些钱是要摊的，不摊在财产税上就要摊在所得税上，不摊在所得税上就要摊在流转税上。没有财产税意味着我们不以财产或者很少以财产作为分配税负的标准。

　　增加税负透明：中国可考虑价税分列

　　新京报：减间接税的同时也在减企业税，增直接税也是在增居民税？

　　高培勇：是的，我们说的就是两个方向，减间接税增直接税，减企业税增居民税。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企业税包含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减增值税等间接税实际上就是在减轻企业的税负。

　　新京报：增直接税老百姓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减间接税的感受却没有那么直观，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高培勇：一个是直接税，一个是间接税。但直接税感受更明显，而且大家担心间接税没降下来直接税又升上去了，这是问题。

　　未来我们主张进行一项改革，就是间接税透明化，税价分列，比如手机5000元，实际上成本加利润3000，含税1000多元，在销售的时候，税价分列，分别标明哪部分是实际价格，哪部分是税，这是使中国的税收透明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减间接税的过程中物价会降下来吗？

　　高培勇：在减税的过程中物价应该是会下降的。

　　新京报：从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老百姓一听到增税，反对声音是非常大的，税改是否会因此受到很大的阻力？

　　高培勇：会的。尽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普通百姓对税的了解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大家好像都懂税，但实际上又不懂税，甚至包括官员和社会上层人物也不怎么懂税，这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关系。

　　建国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个人不交税，税是由企业来交的。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熏陶，老百姓觉得税收是和自己无关的，现在突然增加税，感觉有些受不了。

　　另外，由于长期觉得税收与自己无关，大家也不清楚整个税制架构是怎样的。比如我们说，在税负总量锁定的情况下，税制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不同人群承担的税负发生变化，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向我征税了，我就要多交税了。殊不知其实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直接把税负摊到个人身上，还是通过售卖物品时加价给你，其实都是从你兜里掏钱。

　　比如2011年山东济南的一名政协委员在提案提到，馒头税的税率高达17%，结果引发对馒头税的争议，实际上这样说来，何止有馒头税，还有矿泉水税，只要是消费品都有税。所以让老百姓懂税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一直主张增量房征税，就是现在上海试点的方案，开征时没有纳税人也没有征税对象，如果有新的交易产生才进入征税范围。”

　（记者 李蕾 杨万国 实习生 安百隆 摄影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