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单从税收收入的结构来分析，“失衡”是个什么样子？

　　高培勇：从税收收入结构来看，畸重畸轻的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表现在流转税和非流转税的比例上。以2011年为例，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口径的统计，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等非流转税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如果把流转税视为间接税，非流转税视为直接税，那么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为7：3。

　　第二个失衡的方面体现在税收来源的结构上。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占比为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占比只有7.94%。也就是说，在我国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企业的缴纳，而个人缴纳的税收只占8%左右。

　　新京报：这种畸重畸轻的税收收入失衡状态对老百姓有哪些影响？

　　高培勇：首先，流转税比重高而非流转税比重低，导致税收和物价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高比例、大规模的流转税收入集中于商品价格渠道，向全社会转嫁，使得税收与物价之间处于高度关联状态。

　　而且一旦遇到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物价上涨趋势明显的情形，便可能推动税收与物价交替攀升，甚至为政府控制物价水平的努力带来不确定因素。

　　我国流转税的份额占了消费品价格中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同样一种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存在价差。这种差异表面上看是价差，实际上是税差。

　　假如你到纽约买件衬衫要100美元，补上税也就是加上5%的税，价格在105美元左右。而我国的增值税税率是17%，也就是含税价格要117美元左右，这就存在差价。

　　提高直接税比重才能调贫富差距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调节收入分配时要提高直接税比重，为什么？

　　高培勇：目前来看，只有对个人征收的直接税即个人所得税才能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他的税种都调节不了。

　　新京报：依靠直接税改革来调节贫富差距，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高培勇：现在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所得税”。

　　“工薪所得税”放在二十年前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为二十年前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靠工资收入。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主要收入差距已不是工薪收入差距了，而是其他来源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按照我国税法，个人所得税包括股息、红利、财产租赁、个体经营所得等11个大项。所以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必须要深入到存量。

　　我们至今没有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财产，但我们并没有把个人财产作为征税的依据，这是我国税制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新京报：间接税与直接税达到怎样的比例是合理的？

　　高培勇：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两种税基本上是均衡的，间接税大概在45%左右，直接税大概在55%左右。我国是在往均衡的方向去调，但具体的比例不好说，比如由70%降到68%就是好事儿，并不是说非要减到50%。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说只征直接税，或者以直接税为主体，我们只是说，在趋势上是降间接税比重，增直接税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