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世界70亿人、200多个国家关注。在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下，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 .4%逐步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7 .6%，与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居世界大国首位，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仍是最好的国家，但是却引起全球性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大辩论，尤其是西方媒体和一些专家散布的“大减速论”、“失去动力论”、“衰退论”、“硬着陆论”、“危机论”甚至“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满城风雨。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7 .9%，在考虑到节能减排环保因素后，适度增长率在7 .5%，完全可以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双赢”。

高增长国家是“小概率事件”

胡鞍钢认为，经济持续高增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在世界239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开的又是激烈的经济竞赛中，只有极少数的13个“成功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是“小概率事件”，而中国处在最高处，属于“极小概率事件”。

2008年发布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通过对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和总结明确提出：所谓高增长经济体是指在持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 D P增长率的经济体。以7%的速度增长，就意味着，按不变价格，一个经济体的G D P总量每10年翻一番，20年时间里可以翻两番，30年时间里能够提高8倍。该报告认为，这种高增长是比较罕见的。不过该报告没有区分大经济体和小经济体，尽管前者比后者更难以实现高增长。根据报告提供的信息，二次大战之后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高增长：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国和日本。报告主持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迈克尔·斯彭斯非常客观、公正地指出：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13个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但是，在几十年以前，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自1978年以来，分析家们每年都观察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且对其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断产生质疑。他坦言道：“但我们都错了。”

“从过去的历史记录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发现中国观察家们对中国的预测是接近‘正确’的，即使是最权威的世界银行的各种预测也是与‘事实’相差甚远，更不要说那些非专业的天天报道中国的西方媒体了。”胡鞍钢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来源

在胡鞍钢看来，中国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7%，就是一个高增长目标，实现G D P总量10年翻一番。所以按照他的理解，7%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底线。

那么今后二十年，也就是指2011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到底有多高呢？根据胡鞍钢所率领的团队的研究，在2011年-2030年期间，在不考虑生态约束的情况下，估计中国G D P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 .9%-9 .2%，实际G D P潜在增长率在7 .9%左右。当考虑到能源供给、资源消耗、生态环境、二氧化碳排放四大硬约束时，同时也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不再追求高速增长，而是追求增长质量，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率，那么，未来20年适度增长率为7.5%。其中，2011年-2020年期间适度增长率为8%；2021年-2030年期间适度增长率为7%。

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仍保持较高增长。

第二，中国仍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教育、人才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了附加值更高的人力资本红利，其直接正效应及外溢性抵消并超过“人口红利”减少所带来的负效应。

第三，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非农业和城镇就业人数持续高增长。这就产生两方面的结构效应：一是加速“工业化”或“非农化”，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并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有利于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二是加速“城镇化”，农村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并从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转移到消费支出较高的城镇，还有利于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有利于不断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

第四，保持经济高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 F P)。一是从中国与最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看，中国还有很大“后发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二是从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看，不仅越来越强，将成为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创新中心，而且可应用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具有与美国、欧盟同样的规模效应；三是从技术效率角度来看，中国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估计2011-2030年期间，全要素增长率为3 .6%，实现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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