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 8月2日，福州市晋安区工商局纪检组工作人员（左一）在“联合上门服务点”发放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表。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条件与党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我们有条件做好群众工作。就经济基础而言，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有了巨大提升，为党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资源。就社会保障而言，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逐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建设方面加大了改革的力度，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就基层管理而言，党的基层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基层大调解机制开始形成。应该讲，我们今天做群众工作，理论上、事实上都比过去具有更好的条件、更高的技术手段。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的两端——群众和党的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更为复杂，难度也比过去更大。党执政多年来，群众基础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划分为多个不同利益群体。群众的人权意识、法制意识、监督意识较之改革开放前大为提高。群众对干部队伍的社会评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另外，世界政党这两年的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也提出了一些警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根据群众基础与党的队伍变化的特点，与时俱进，健全制度，改进群众工作方式。

尊重规律，转变理念，树立“四观”

第一，树立“大群工”观，即群众工作是蕴含于整个政治体系运作之中的过程，党群关系是整个政治体系运转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乃至个人行为都可以影响到党群关系。

第二，树立服务观，即以服务作为党政机关、基层组织的重要功能和业绩考核内容。十八大把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定为党建目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几十年，其中遵循的很重要的一项做法就是，无论部长还是议员，每周一晚上必须会见选民，而且在任期内，必须把选民走访完毕。当然，具体的制度，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但是这种出发点，这种动机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三，民主与依法执政观。民主与依法执政是群众工作应有的基本观念，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十八大明确地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表明，法治能力将成为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内容，事关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四，树立民众权利本位观，即公权力不得与民争利。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进领导方式

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管理大格局。其中党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内容。如若没有社会组织，就会使得大量的矛盾指向党和政府，因此需要有社会组织缓冲。同时，我国社会组织也需要规范，就是要以法律规范其行为，以社会监督他们，充分发挥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不是党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会组织的作用。

公正协调利益关系

社会政策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存的大事，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讨论。这里，民主决策，给各利益相关方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是第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一环节，就没有机会与过程的公正，这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从党的领导视角来看，改进党的决策方式，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更是党的职责所在。帕累托最优原理，是在调节利益关系中，千万不可以忘记的，就是要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并且要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也许这会导致决策过程更复杂些，利益博弈更激烈些，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会相信我们是公正的，这说到底，体现不与民争利。

建立新型的沟通机制

沟通的实质是明确各沟通主体的利益诉求、彼此关系，这在利益多元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传统的沟通方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度沟通，上级认为有必要时以座谈会、调研等形式自上而下沟通，而新型的沟通机制是双向度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沟通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互为主体。从全社会来看，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是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对话协商可以在中央、地方、基层多个层面展开。在基层，近年来出现的基层大调解、社区纠纷调解机制、民怨化解机制也属于对话机制的一部分。

在我们国家，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已经存在。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还有某些二、三线的城市，在很多社区里面有诸如纠纷化解室、矛盾调解室，还有法律咨询室，这都是化解个体矛盾的一种对话协商。

另外，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这也是一种沟通机制，这一口号的原创地就是云南孟连，这次十八大报告也提了出来。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的新经验，在它的原创地出现的时候，都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所以效果很好。但是，如若我们一刀切地将其推向全国，那就需要深思。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小城市和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不一样，白领、高科技精英和普通工人、农民也不一样。因此就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平台、一系列的制度，比如上海杨浦区实施的“一线工作法”就是如此，只有一系列的后台制度配套，才能使直接联系群众发挥最大的效应。

工作方法、手段，灵活、多样、权变

群众工作方式千差万别，从大类上讲，用不同标准衡量，可分为权力与非权力方式、民主与法制的方式，等等。从具体方法上讲，可以具有手段多样性（制度、组织、文化等），形式现代化、大众化等特点。但所有的方式方法，无非激励与惩戒结合、教育与制度约束并用、自我管理（社会自治）与国家管理并存，等等。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充分运用高科技提供的一切手段、渠道，如互联网留言板、热线电话等，及时了解群众意见，排查矛盾，解决群众困难。但一切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最终还得依赖各级领导机构的重视，因此，关键在领导。

进一步强化各级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作用

党代表、人大代表是联系执政党、公权力与民众的桥梁，代表们可以在群众工作中起到制度化表达群众意见、调解社会矛盾等作用。对此，有些地方做得还不错，像深圳蛇口，就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三者共同组建成工作室，每周都有会见，并且有明确分工。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对于群众工作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群众往往通过身边的领导者、党员判断党的性质，评价党的工作。如果群众对党风廉政不认可，群众工作就会无效。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于长期执政的党尤为重要。实践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宽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域，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结构中；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众，以社会权利的实现来解决党内监督体制薄弱的问题，在群众监督中获得群众认可。

总之，群众工作事关党的群众基础是否会流失。在今天的背景下，社会的群众基础变了，党自身也变了，需要我们有一个大的转变，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