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辞典》《韩中辞典》洪满浩 全明吉等编纂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中韩辞典》《韩中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近日由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辞典》的出版，由于其中韩双语的特性，也由于编纂者们的特殊性，他们既是语言学专家，又兼通中韩两国语言，他们治学的严谨性，使得《辞典》不论是在语言学上的集成之功，在文化学上的传播交流之功，还是在词典学方面的典型垂范之功，都值得肯定。

　　中韩两国语言学的新平台

　　语言学自19世纪上半叶诞生以来，分支学科虽不断产生，但就其本身来说，它可能是推进速度最缓慢的学科之一。这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缓进性有直接关系，本《辞典》就是具有这样作用的固化性词典。《辞典》以双语的形式，对中韩两国的语言学起着对译视阈下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新平台的作用，对语言学的发展具有学术支撑的作用。

　　语言学的创新是后发性的，这种创新最典型的标志就是记录性与集成性，即它必须在承认语言现象与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揭示语言变化的规律，从而提出新的语言理论，规范已形成的被本民族广泛接受并使用的，或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使其成为法定的语言。本《辞典》在汉语的母语掌控方面，既严格遵循了我国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词义的规范，又在收词范围与服务宗旨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其收词范围既涵盖了现代汉语与韩国语的基本词语，又涉及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用语，以及学术用语、专业用语、历史用语、成语、熟语、谚语等，收词量达15万条之多。在词类的语法要素中，兼顾了中韩两国的语法习惯，除常用的通行几大类要素外，又增加了依存名词、不完全名词、自动词、他动词、辅助动词、冠词、前缀、后缀、词尾、大重形、小轻形、弱势形、强势形及方言与朝鲜语。

　　一部词典之所以要打磨10年、20年甚至更久，因为在规范含义标准、指导新的语言实践方面最费时间，它不能使用行政性、学术性、法律性的语言表述，亦即不能主观人为地去规定，而必须经过语言学家的反复调查、考察，反复衡量比较，反复实践探索，在绝大多数人认可或约定俗成的情况下，将含义标准的多项归并为一项，并成为自该词典问世后，所有使用者进行语言交流时的唯一含义标准。这就是词典的典范性所在。本《辞典》在缜密考察中韩两个语种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后，在中韩词语对译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些原则，因而使《辞典》的稳固性与指导性得到加强。

　　中韩两国的文化使者

　　《辞典》对中韩两国文化学的影响不能低估，它承担着两个不同族群文化使者的重任。文化学，是以不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广义上看，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产品，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作为《辞典》主体的词汇，都是必然收录的对象。因此，它对文化学的影响是直接的。

　　《辞典》所涉及的60多个学科，虽然只体现在专用语上，但从这些专用语的收录与释义上看，编者是用了心的。其最明显的特点，是考虑到两国文化的不同特性，以极为慎重与公正的态度，客观收录，决不掺杂主观色彩。凡涉及几个义项的对译时，不但让人了解该词汇的使用义项，而且指出其文化根源，这对于文化学学者来说，无疑是直接的帮助。在当下的意义，莫过于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促进。

　　词典学花园里的一枝奇葩

　　从词典学角度去考量《辞典》，它作为双语词典是成功的。由于其编纂的特殊性，它是绽放于词典学花园里的一枝奇葩。

　　在编纂实践上，《辞典》也有突破。首先是出版方式——以姊妹联袂的方式同步编辑，同一体例，同量词条，同时出版。这种独特的出版方式，在双语词典中是罕见的。其益处在于同时考虑到学习韩文的中国人与学习中文的韩国人。其次，作为双语词典，《辞典》在中韩文对译上也力求准确，因为释义的准确性是双语词典的生命。第三，《辞典》的规范性令人称道。汉语与韩语都是渊远流长、丰富多彩的语言，口语、文言、方言、俗称纷繁，因此，编纂者根据各自民族母语的权威性词典（如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进行规范，从而避免了使用过程中的混乱。文言和方言除现当代仍广泛使用的之外没有收录；中韩对译时尽量做到口语对口语，书面语对书面语，使对译词与词条协调一致。第四，《辞典》的实用性强，收录词条多而不滥。所收录的十多万条词语涵盖中韩两国现代基本词语，保证使用者要查的词语基本查得到。例句丰富、典型、精炼，特别是多义词和与汉语用法不一样的汉字词，一一加书证，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与区别词义。由名词、副词派生的动词、形容词，由形容词派生的副词，拟声拟态词的派生词等，分别排在一个词条里，一目了然。此外，《辞典》也注意到了对新词的收录，如与信息社会相关的文化、经济、科技（电脑）等方面的术语占相当数量，这是其一大亮点。（作者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原古籍、辞书编辑室主任吕观仁，黑龙江出版集团梁昌）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