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儒藏〉编纂与研究》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项目工作的进展情况怎样？开展《儒藏》编纂与研究的意义何在？《儒藏》具有哪些特点？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该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

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项目的主要内容及目前的进展情况。

汤一介：《〈儒藏〉编纂与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其中“《儒藏》精华本”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编纂《儒藏》的目的在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为人们研究儒家思想提供可信资料。按照我们的设想，《儒藏》的编纂分为正编和续编，正编所收文献的下限定在清朝结束，续编则有选择地收录民国以后的儒学著作。正编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主要包括“经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类等和“集部”中总集的部分和别集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部：一部为新发现的儒家文献，一部为韩国、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历史上以汉文写作的儒家文献。整个项目预计耗资1.52亿元，将编纂出版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约1.5 亿字的《儒藏》精华编和收入约6000余部儒家典籍、约10亿字的《儒藏》大全本，以及著录两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项目的总题目是“《儒藏》编纂与研究”，所以实际工作分为编纂和研究两个部分。编纂部分是对自先秦到清末的儒家著述进行整理，主要采取“整理”加“点校”的方式进行，遵照原貌，只依一定的体例进行标点，加校勘记，每部书前都附以简明的《校点说明》，介绍成书、版本、流传和此次整理情况。研究部分主要是撰写《中国儒学史》，包括总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现代共10卷，计划2006年完成；编录《儒藏总目》，计划2006年完成；编撰《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分为“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家经典研究”两个系列，计划出版100种。这些研究都将尽量反映目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记者：历史经验表明，盛世修典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都将起到巨大而积极的作用。您如何看待《儒藏》编纂与研究的现实意义？

汤一介：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儒、释、道之分，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却无《儒藏》。虽然明清两代都有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始终没能付诸行动。这不仅与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不能满足目前人们学习、研究、弘扬传统文化的实际需要。

从历史发展和经典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都是在孔子以前已经形成的，这些经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儒家哲学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儒家文化强烈的道德观念、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等价值理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技、医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同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和典籍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各种问题的出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近些年来，世界思想界出现了发掘、研究古代思想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热潮。《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而且是为了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并不认为儒家思想文化都能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也不认为它能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复杂问题，但深信其中蕴涵着有益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而这些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无疑需要我们通过挖掘、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和文献来获得。

记者：作为一项耗资巨大、历时较长的重大学术工程，《儒藏》编纂与研究在技术手段和运作方式上有哪些特点？

汤一介：根据教育部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要求，我们必须把《儒藏》做成精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对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工作中既吸收了传统的有效做法，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比如，《儒藏》精华本和大全本都将出电子版，以便检索。同时，整个编纂过程将遵循以下原则：第一，选择最好的底本。一般来说，底本的选择越早越好、越精越好、越全越好。我们在选择底本时，就坚持了这一原则。《儒藏》70％左右的底本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时我们还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海外的一些大图书馆开展合作，力求以最好的底本作为编纂的依据。

第二，选择合适的合作单位。《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工程浩大，决非一家之力就可以完成。目前，北京大学已经同国内25家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在选择合作单位时，注意充分发挥每个单位的特长。比如，山东大学古籍所的特长在《诗经》类，清华大学的特长在“三礼”，四川大学的特长在“史部”，等等。

第三，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将执行严格的校订、审订程序，力争将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相关校点人员校点以后，交给部类的主编进行审订，再由编纂中心进行初审，合格的交出版社发排，不合格的必须返工。出版社校对应在10次以上，编纂中心进行抽查，然后退交原校点者和该部类主编校订，最后还将请外单位有经验的老编辑作最后的审定。

记者：历史上虽无《儒藏》，但不少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朝的《五经正义》、宋朝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清朝的《十三经注疏》及各种经解，尤其是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儒家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又编辑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编纂《儒藏》？

汤一介：现在的儒家典籍多以影印形式出版，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等就是这样。目前，国家图书馆还在影印古籍善本和孤本，其中包括大量影印的儒家经典。在此情况下，如再出版一部影印本《儒藏》，似无必要。而且，影印本无标点、无校勘记，不便于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利用，也无法纠正原本中存在的一些错漏。因此，《儒藏》采用了“编纂”的形式，其精华本有标点、有校勘记、又有电子版，更便于人们的阅读、研究和利用。此外，《四库全书》等的编纂并未使儒家的文献系统化，人们从中无法看出儒学发展的脉络。而《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就是在上述各种影印本的基础上，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研究，这有利于人们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民日报2006年2月10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