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请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形势下，民族文化是否也会走上全球化的道路？

张世英：1997年夏天首先发生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东南亚各国及韩国和日本，以至震荡全球，人们由此更深切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并越来越多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人们也日益关注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走势。文化思想界的人士一直在思考，经济全球化是否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全球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的推动因素。民族文化是某个民族的特殊形态的文化，它由制度、器物和观念形态等因素构成，其中以观念形态为核心。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变化。但经济是比较敏感的领域，而民族文化的特质却相对稳定。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特别是观念形态方面的接触是无形的、深层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人们很少谈论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人们在谈论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在谈论跨文化的问题。 但关于跨文化的讨论，往往是与文化的多样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跨文化指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文化的全球化。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呢？

张世英：当前，有人担心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丧失，因而十分强调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并不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对立，相反，它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在其本质上要求一种信息共享的、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环境，这与闭关锁国或殖民统治下的世界经济格局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一国的民族文化固然可以保持其特质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一个拒绝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民族并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相反，在强敌入侵时，其被动挨打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只有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成为事实的时代，随着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各种壁垒的拆除，过去不为人知的或者被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才能在国际上为人们所发现、认识和承认，这才有了维护民族文化与谈论跨文化的可能。当然，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所获得的机会并不平等，文化领域的交流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尤其要求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建立起平等对话、协调发展的机制。

记者：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是否会阻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或导致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张世英：不会。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相处并开展有效对话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时代性，后者较敏感，变速快，前者惯性大，变速慢。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但民族性终将因时代的变迁而与别的民族性相交流、相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取消差异、取消民族特色，更不是通过强权势力压倒或吞灭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民族文化中越是具有生命力的因素越能保持其相对长时期的稳定性，越能在新的融合体中占据较重要的位置。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能否得以维护和发展，最终依据的是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时代的冲击与检验。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按我的理解，并不是要强调各种文化自立门户、相互对立甚至相互冲突。民族文化的发展内在地包含着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即大家所说的跨文化。在不同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固然也可能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正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奏。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儒道相结合，就是经过冲突来取得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正常的状态下显然不能与暴力冲突相提并论，这种冲突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一种协商和调整。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张世英：我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何确立旗帜和方向的问题。旗帜鲜明，导向正确，是中华文化之福，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前提；反之，则是中华文化之祸，将危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其次，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说，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既给我们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给我们留下了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包袱。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有一个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最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摆在国人的面前，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维护中华文化的特质，又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大课题。

记者：您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张世英：我想谈三点：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发展中华文化的根本准则；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发展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点不能动摇。第二，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使之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作出更重要的贡献。举例来说，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精神。这里所说的“民胞”就是人我一体，互为主体，“物与”就是人与世间万物及其必然性、规律性为一体。这种精神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很值得我们结合现实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着眼当前，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会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顺应国际潮流，我们一方面要在经济上进入全球性的生产与市场网络，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特别是观念形态上要适应时代要求，着力促进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文化具有民族性，但不应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否则，就会造成文化上的故步自封，也会造成中国经济上的孤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延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了人文主义的传统，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提倡弘扬人的主体性。但是，在现当代的西方，这种传统却被扭曲为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和对他人的利己主义。因此，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文化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要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必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我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贯穿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它将确保中华文化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得以繁荣和发展。

（人民日报2001年11月24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