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不满→表达→改进机制的简要证明

上文已经包含了部分证明，以下从逻辑与实证两个方面作简略论证。

从逻辑上说，社会发展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从结果上倒推：社会发展一定是一种改进——改进体制机制、改进实际状况等。这种改进必定是由一定的群体来完成的。虽然这种改进的必要和可行方案极可能被某一个人或几个人首先意识到，但个人却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改变社会，必须动员组织一定的群体，这就不可缺少也不可绕过表达环节。而表达的主要内容显然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它能够在该群体内引起共鸣。这些不满的根源则是社会存在问题。

换言之，无论哪一个社会的演化，都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这里的错失就是问题，而意识到错失即表现为不满。要纠正这些错失，必须求得一定社会共识，这就离不开表达。如果错失得以减少，此即改进，社会就会发展和前进；如果错失不能得到纠正，甚至愈来愈大，社会则将停滞以至倒退。

对于这种动力机制的概括，有人可能会联想到波普尔的著名公式： P1→TT→EE→P2，即“问题P1—尝试性的理论TT—批评性地消除错误EE—新问题P2。”[9]本文同这个公式确有一定联系，至少在从问题出发以及四段论的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和主要的：其一，波普尔公式的论域是知识的增长即认识论领域，而本文的论域则是社会，后者包含前者但比前者内容更为丰富，因为知识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二，本文的不满、表达都是波普尔的公式所没有的，改进也不限于理论方面。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比波普尔公式更接近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动力机制的观点，因此，本文关于这一动力机制的概括，不能归结为任何已有的理论，而是一种新的尝试，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

从实证上看，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了上述动力机制。这里仅举革命、改革、改良和创新等若干事例。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众多志士仁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经过长期的政治的（含暴力的）、经济的、文化的反复较量，最后推翻了腐朽的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原因是原有的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导致经济上普遍贫穷、政治上人人自危、文化上封闭愚昧的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造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进而在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引导、推动下，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自那时以来，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突发事件触发而解决的。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所导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公布实施；多起抗议野蛮暴力拆迁事件与2011年4月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的出台；众多人士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现状的不满促使国家政策向注重民生转变；互联网上人们对某些官员和垄断行业腐败问题的揭露所引起的制度进步；许多群众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言行与国家人权政策的改进。这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可谓都体现了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社会发展动力机制。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比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文明？根本原因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严重社会弊端的不满，导致他们不断进行抗议、示威、罢工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和执政集团不得不作出某些调整及改良，从而部分地满足了弱势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要求，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了改进，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这种调整和改良经过长期积累，已经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部分质变。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具备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比较顺畅地表达利益诉求，在现代民主法治框架内互相博弈，并且通过普选制约束执政集团不得不站在比较客观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协调和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达成大致的均衡。

现在，创新已成为一个热门词汇。那么，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在通常情况下，创新总是在一定压力（如市场压力、资源压力、社会压力）下开始的。这些压力就是问题和不满。创新主体表达这种不满，组织起一定的团队或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力量，作出新的探索并取得实际成效，此即改进。理论创新作为创新之一种，也是如此：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发现原有理论存在某些问题，不满于此种现状，于是便尝试作出改变，提出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社会一定范围内切磋、论辩、修正，最后，才形成了得到一定社会认可的某一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