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主突破口。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成就的取得，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充裕廉价的劳动力和改革开放政策。但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和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在客观上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很大程度上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外需对经济的拉动能力锐减，使得开放红利的作用发挥受限。与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类似，随着潜力的不断挖掘、耗费乃至透支，旧的改革红利也会逐渐消失或正在消失。可以说，我国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有“啃硬骨头”“涉险滩”“壮士断腕”和“触动利益”的坚强决心，必须深度改革现有经济结构和政策安排，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特别是能更加有效组合和利用各类经济要素的体制和机制。

　　改革红利来自何处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因素，需要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上考虑，尤其是要从系统论角度进行战术研究，把握重点，统筹兼顾。本质上看，我国前30年的改革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增量改革的特征，即指主要通过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约束，使各类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高度集聚，从而做大经济总量的“蛋糕”。另一个是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即改革使绝大部分人都受益，推进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然而，在经历一波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后，传统改革红利带来的要素投入规模快速扩张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将进入一个增长率相对较缓的中速增长期。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国内的最新形势看，我国经济最终将可能维持6%-8%的经济增长率，这就必须依赖于继续挖掘中国经济改革的红利，探索产生新的改革红利的路径和方式。

　　从当前形势来看，做大增量的空间已剩不多，须转变思路，寄望于做优结构。我们都知道，同样的元素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生成不同的物质，这叫结构质变律。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在劳动力、自然资源、资金和技术等经济要素存量增长变缓甚至略有下降的情形下，如果能够有效地调整优化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仍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来获得经济结构改变带来的新的改革红利。因此，新的改革红利将主要不再来自增量改革和帕累托改进，而是来自于存量改革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将更多地面对结构调整和重组所带来的利益争夺战。所以说，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我国必须着力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体制机制，通过“分蛋糕”来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改革道路走向何方

　　一是所有制结构调整优化。一方面，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要继续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资本的监管，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另一方面，要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毫不动摇地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提高非公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营造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优化。加快构建“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宏观调控手段，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和干预，真正实现政府向市场、社会和企业充分放权的目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建立完善的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持基础科研，为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营造平等的技术创新空间。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着力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合成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构建现代新型工业体系。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化骨干企业、重点行业的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充分发挥信息化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四是区域结构调整优化。引导各类主体向中西部地区加大投资力度，避免东部地区重复建设、产业雷同、产能过剩。规范地区之间的竞争秩序，减少或禁止导致不公平竞争的政府补贴行为。发挥区域之间的功能互补性和发展异质性，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加强地区专业分工合作，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机制。建立健全城乡与区域间要素合理流动的协调机制，消除市场壁垒，实现商品、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区域之间的优化配置，形成一批新的增长极和“经济联合体”。加快推动跨省区经济区（圈）内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同步建设、衔接协调，提升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形成分工合作、功能互补的基础设施体系。

　　五是城乡结构调整优化。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激发“三农”领域扩大内需和发展经济的潜力。以还权赋能为目标深化改革城乡土地产权及管理制度，以财产权利保护为基础全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抵押担保和组织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制，以公共服务体系并轨为指向持续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

　　六是增长动力结构调整优化。促进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构建以科技、管理创新和消费拉动为主的新的动力结构格局。促进以规模扩张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向更多依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方式转变，通过提升第二、三产业的科技含量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创新环境，建立以高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对象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和不断升级，加快人口梯度转移和城镇化。

　　七是投资结构调整优化。促进以政府、国企投资为主导的投资结构向更加注重民间资本、外资、台资、港资的投资结构转变，激发非公有制经济对投资的拉动潜力。破除垄断性行业对民间投资的束缚，鼓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促进政府和社会投资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和转移，充分发挥这两类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率滞后和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后发优势。加快产业梯度转移进程，加大政府投资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倾斜力度。

　　新的改革如何开启

　　加快改革的顶层设计。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战略基点。必须立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思考，全面研判制约我国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制定总体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以此作为制定具体局部阶段性改革的总依据，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环境保障。其核心是简政放权，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加快分配制度改革。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主突破口。加快形成包容性增长和激励相容的收入分配结构，有效刺激各级政府和各类投资者、劳动者的积极性。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内生动力。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基本抓手，通过破解城镇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双二元结构”，释放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潜力。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是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的重要路径。加快建立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比较优势叠加，促进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良性互动，创新成果和产业需求无缝对接，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