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以上所说跳出“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完善分税制改革再突破，是不是就能释放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呢？

张富泉：这里，仅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改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均衡地方财力，那么也就如同国际通常情况一样，人口在哪就业安置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沿海与城市经济发达区就会乐意接纳人口，劳动力自由流动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就能变为人口相应自由迁徙的全市场化，即期就圆了约2.65亿农民工包括抚养人口共4亿人进城的“中国梦”！而增加4亿城镇人口按我国城镇人口消费(2005-2010)为乡村3.5倍计，则意味着全国消费在现有基数上翻番，加上可转化农村分散无序投资为城镇购房安置等长效消费约10万亿元，每年仅扩大消费就达30万亿元之巨。且一旦进入消费拉动为主动力即发展方式转变的良性循环，沿海与城市发达区则将进一步成为产业与就业、人口与消费的集聚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上亿人口级现代化城市群和一批千万级人口中心城市的崛起，将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更大提升，整个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即带给中国的巨大红利将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反之，没有推进市场化和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仍局限于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状态，在沿海省域性城镇化已大多接近甚至达到70%的成熟期，统筹城乡区域的全国整体性新型城镇化则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希图依靠户籍制度改革来推进，即使取消户籍比如以广东省东莞市(2011)为例，假设将其外来“新莞人”包括抚养人口共约995万人口全部接纳落户，则将意味着该市185万户籍人口的人均可用财力下降84.34%。显然，这种户籍行政性改革而非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势必导致出现新的“发展的贫困”，即经济越发达接纳外来劳动力与人口越多，地方政府的人均可用财力就越少。可以说这是沿海及城市经济发达区决不可以接受的！硬要推行则很可能宁肯发展慢些也不会接纳更多人口，那么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反而会严重阻碍人口城镇化即新型城镇化进程。因此，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市场经济通则，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概莫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