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再提“十年翻一番”的目标，那么该提个什么目标呢？是不是不提这个目标，就能建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呢？

张富泉：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进入新世纪“第三步”战略目标期，应当是“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了！中文词义丰富，三、五连用表示概数，言下之意此时要把工作重心转到推进市场化改革上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一旦形成，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完全可以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发展。因此，这个时候提不提多少年翻番已不大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工作重点要转向市场化改革。有了这个根本性转变，抓住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主要矛盾，自然也就有了实现改革最终突破的好办法和突破口。

记者：推进市场化改革确需找准突破口和好办法。您硏究邓小平战略思想20年，还岀版了《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的一书，能不能谈个逻辑上说得过去、老百姓听得明白、实际操作能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呢？

张富泉：所谓大道至简，我看真正能实现改革突破的方案就得具备你说的这三条。其实，真正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可行性方案，就蕴含在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中。我们说读邓小平的书，应把中国改革的生动实践当作它的另半部来读。中国改革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一路走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楼继伟，2013）。回顾改革之初，为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自1980年开始实行省级财政大包干，1994年又在原承包基数上改为分税制，打破全国财政“大锅饭”调动起地方积极性，到2000年全国GDP比1980年翻了两番多，按当年汇率人均946美元基本达到邓小平所预期的小康目标。此后进入新世纪“第三步”战略目标期，继续沿着“三步走”战略设计的逻辑路径，就应毫不迟疑地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

为什么强调要跳出“十年翻一番”的惯性掣肘？因为只要真正转变到推进市场化改革上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再突破就势所必然，完善分税制改革就会给出一个好办法和突破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实行按常住人口均衡政府间财力的分税制，即为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国际通则。最典型的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州政府间可用财力按常住人口百分之百地均衡；德国增加了一个人口密度权重指数，人均财力最高的城市州也只能高出30%。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正义与平等竞争，首先就须做到“让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获得平等的财政对待”（布坎南，1950）。这具体反映到分税制上就是实行政府间人均财力横向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

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守则与要求，搞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因此，是不是按常住人口标准实行政府间财力横向均衡，实质上就是衡量分税制改革是否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是否到位的一个基准尺度。 这样看来，以往基于“十年翻一番”所采取的“承包式分税制”，显然还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而且已经是严重超期服役并残缺不全。说它是“承包式分税制”，是因为最初的财政承包制，就是全国财政供养人口不再统发工资，改由省级财政大包干，后又改为分税制，其承包基数与递增分成被作为税收返还的一块至今仍在延续。同时，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一块，虽然自2008年开始采取因数法计算地方财力，增加了“适当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密度” 因数，但仍未脱出分东、中、西部不同标准按财政供养人口再分配的窠臼。像这样，不能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新的市场机制，结果势必导致出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但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胶着状态。

一方面，市场经济平抑差距、调适自然等“用脚投票”的规律性作用得不到发挥，只能把差距拉大、市场分割、生态环境和“三农”问题等大量无解的方程揽给政府；另一方面，相应造成所谓“市场失灵”越来越多要靠政府来调控的假象，这就势必带来区际差距越拉越大、政府掌控资源越来越多、权力腐败越来越严重、市场化改革却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