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北宋应该说开始进入了“衰世”，问题也更加严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我们看到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持续推进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练兵选将法等等。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变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增加了，还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收复了一些失地，所以神宗皇帝很高兴。但问题很快也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变法的实质带来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从本质上说，是强化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是为了使政府“富”起来。在“国计民生”这架天平上，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时候更关注民生，但到中央主政之后，更关注“国计”而忽视“民生”。这样一来，把地主和佃户的矛盾、商人和消费者的矛盾等等，演化成为地主、佃户、商人、消费者和政府的矛盾，政府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中心。因为过去是商人和消费者打交道，地主和佃户打交道，政府是裁判员，协调各方的利益和纠纷。变法的结果是政府参与一切经济生活，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商人、地主认为政府与民争利，佃户、消费者觉得政府对他们的剥夺甚至超过地主、商人。在这个过程中，笑话也闹了不少，弄出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比如，青苗法规定，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发放贷款，发放种粮，收取很少的利息，以免让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但在推行过程中，变味了，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变成了定额摊派。政府向民众强行发放“青苗钱”，无论贫富，富人多发、穷人少发。这就成了怪事，富人不缺钱，你要强行发放贷款干吗？更怪的是，民众是否得到了政府发放的“青苗钱”、“青苗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发放的定额，向政府交纳“青苗息”。这样，青苗法就逐渐演变成了变相的“财产税”，不但没有起到抵制高利贷的作用，反而成为政府的敛财手段。其他的“新法”也大多如此。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敛财手段，民众也有民众的应对招数。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读起来笑死人，说他流放中，到一个县城，不是很繁荣的县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馆、赌场、妓院全堆满了人，而且多是穷人，苏东坡很好奇，问一家老板：生意怎么这么好啊？老板乐得口都闭不上：您说生意能不好吗？这几天是官府买单。什么叫官府买单？政府强制发放青苗钱谷，四乡八里的农民到县城来借钱借谷，借了之后即消费，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听说书的到茶楼去，好赌博的到赌馆去。苏东坡就问，那以后靠什么还呢？回答说：这还不好办？还钱没有，要命一条。政府强行借款给我，以后要连本带息地还。反正是还不了的，干脆先消费。到时你逼我还，我逃跑；钱没有，命一条，耍赖。

我曾经就这件事情写了一篇短文：《中国农民的绝活》，什么是绝活？欠债不还，等待国家大典的出现，即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继位，把原来的债务统统取消。官府戏弄老百姓，老百姓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说是被逼无奈，也可以说可能是个别现象，但这样一来，这个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第二个问题，“三不足”的问题。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兴利，有人反对，因为在兴利的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你要除弊，反对的人更多，因为它意味着要剥夺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兴利除弊，就顾不得有人反对，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极端，问题就来了，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树敌太多。

再看“祖宗不足法”。要推行新法，就要废除或修改旧法，而旧法都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古人办事靠圣贤道理，祖宗法度，你连祖宗法度都不要了，圣贤道理也都不讲了，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不符合圣贤道理，不符合祖宗法度，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你的事情就办不成。虽然王安石推出《三经新义》，但缺乏权威性，别人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