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民创造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厚重的历史遗产。学习历史，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精神成果，提高全民族的历史素质和精神修养，增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软实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这里，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滋养着、培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要弘扬汲取这些宝贵财富，将其转化为当前历史运动的伟大力量，就要重视学习历史，接受历史积淀凝练的珍贵遗产——

　　彰往察来的历史精神。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彰往而察来”（《周易·系辞下》）的思想，它反映了中国先民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精神。

　　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丰富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增益了智慧，这是人们得益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标志。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弄清“历史的真相”，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和更清醒地观察未来，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经验、智慧运用于现实和未来，“彰往而察来”的真谛即在于此。

　　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内涵，首先表现在“通古今之变”的自觉意识。先民从经验中或通过口耳相传，认识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周易·系辞下》）的道理。司马迁著历史巨著《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其宗旨之一，申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从“通其变，使民不倦”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而“通古今之变”更是成为《史记》以后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凸显出彰往察来历史精神在历史撰述中的重要位置；同时，它也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内涵，还表现在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传承演变的自觉认识。从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宋代史学家郑樵的《通志》到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史学上谓之“三通”，再到清代所修的“续三通”“清三通”，展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制度文明。

　　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家始终把过去、现在、未来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已包含了这种思想。这种历史精神，也表现在一些政治人物把自身的社会活动，置于“古”“今”“后”相联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觉意识。如唐太宗的政治理念是“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观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吴兢《贞观政要·求谏》）这是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看待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过程中加以约束和自律的意识。

　　综观中国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活动，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开创纪传体“正史”之先河，到清修《明史》以至民国年间所修《清史稿》；从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到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等，都是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具体表现。这切实而有力地表明：“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历史。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正是“有生命的历史”的反映，而这一反映的连续性与丰富性乃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造。认识了这种历史精神，就会更加认识到我们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进而增强我们的历史责任感。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部中国史，可以说是中国先民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反映了中国先民的革新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先民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一格言，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盘庚迁殷，从“汤武革命”到周公制礼作乐，从春秋时期的铸刑鼎、铸刑书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从汉武帝的强国之举到汉光武帝和汉明帝的“建武永平之治”，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到隋唐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到王安石变法的坎坷历程，从元、明、清三朝政治体制的变革到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和革命党的兴起等等，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贯穿着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

　　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中国先民从来充满着自信，诚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中国的脊梁”坚挺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中国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连续性，虽有朝代的更迭、分裂局面的出现，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则是基本的趋势。历史上的人们从朝代兴亡、制度得失、社会治乱、人才作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这些经验教训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价值，从而培育起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本源于政治实践。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善于运用以史为鉴的思想教育西周的贵族们，告诫他们不要贪图安逸，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想在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即：“殷鉴不远，有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可见其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从社会剧烈变动、政治权力不断再分配的历史中，总结出了一条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即“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这一思想成为后人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