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史为鉴的思想提升到理性精神层面，是秦汉更迭这一重大历史变动对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启示。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刘邦受到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批评和见识的启发，令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著成《新语》一书。（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朝代建立之初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不仅对汉初政策制定有直接关系，而且对后世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次是贾谊的《过秦论》对秦朝兴亡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陆贾《新语》在理论上有相得益彰的作用。《过秦论》从秦孝公时秦国的兴起到秦二世秦朝灭亡，论其兴亡之故，提出：“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从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到贾谊概括的“攻守异势”等结论，把以史为鉴的思想上升到理论层面而成为一种理性精神。

　　再次是司马迁在《史记》巨著中，以史家之笔反映了这种理性精神，并进一步有所发挥和深化：一则明确地提出考察历史进程的变化，“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二则对以史为鉴提出了辩证的认识，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是表明，历史经验可以作为“自镜”，但又不可照搬。至此，自西周以来的以史为鉴思想，已形成为一种理性精神，并贯穿于后来的历史发展中：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吴兢《贞观政要·任贤》），“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这是唐太宗的史学观，也是他的以史为鉴观。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入史（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撰成一部编年体巨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这是司马光和宋神宗的史学观，也是他们的以史为鉴观。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在论及以史为鉴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是指出人们对待以史为鉴应具有自觉性和真诚之意。他又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这是指出了对待以史为鉴的辩证认识，即不仅对“得”与“失”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何以亦得”与“何以救失”的可能性。这是王夫之的史学观与以史为鉴观。至此，中国古代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发展到了高峰。

　　思齐内省的自律精神。史学也是人们自我修养的教科书，史学中蕴含着教导人们如何学会做人的人生哲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把史学的这个特点和作用作了概括：“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这段话，既说明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路径，又说明了史书所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对于后人的道德修养、自律精神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是以纪传体史书记历代史事与人物，这些史事和人物都会对后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历史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如鲁迅评论《史记》：“固不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即欲养（好）士’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这种“思齐”“内省”的自律精神，正是一些历史人物“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内在因素，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旧唐书·杜佑传》）的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史学家对于史学之影响人生道路的认识，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统的认识。李大钊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尤为然”（《史学要论》）。他认为，认识历史愈深刻，愈能开阔人生的视野，愈能认清历史的前途。李大钊进而指出：“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史学要论》）。当今，这种自律精神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廉政文化，更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的进程总是不断向人们提出新的启示。1840年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由危机走向新生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实现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不仅要传承自古以来的优秀的精神遗产，更应当发扬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的精神成果，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中汲取宝贵经验和前进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