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放松管制导致其出现了明显的所有权集中化现象。集中化是资本的固有逻辑，媒体企业可以通过兼并和重组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它却与公共利益相冲突，会使市场竞争和多样性都受到损害。随着媒体所有权的不断集中，新闻变得越来越娱乐化并且开始受到商业利益的审查，媒体会宣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支持资本家和政府的利益和立场。媒体与政治精英及整个资本家阶级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控制着影响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见的权力。本文将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逻辑、冲突及后果进行分析，并审视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放松管制；集中化；资本逻辑；公共利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广播电视业发生了一场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自由化、商业化和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其中放松管制是前两者的前提，因为“只有在对现有广播电视法规进行改变之后，前两者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放松管制导致了美国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本文将以此为背景，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逻辑、冲突及后果进行分析，并审视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视作一种研究谁控制权力、财富和信息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包括了审视资本逻辑、公共利益与商业媒体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商业媒体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商业的一部分，而资本的逻辑和商业媒体却侵蚀着公共利益。Jhally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大多数只靠出售自己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人的利益被不断被侵蚀的同时，权力和报酬却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手中。”为了使拥有权力和资源的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保持他们所处的地位，媒体成为了“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来合法化现有统治秩序的重要机制。”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到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实际上，统治阶级如何滥用媒体和信息来维持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以及这种滥用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影响，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所最为关注的问题。

McChesney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两条主要线索：（1）它审视媒体与传播系统及其内容是如何加强、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2）它强调结构因素和劳动过程对传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 这两条线索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这两条线索可以在Jhally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进一步阐释。这个分析框架包含意识形态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与文化工业（the Culture Industry）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意识形态工业取向关注媒体在传播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该取向试图揭示控制媒体的阶级如何通过媒体兜售现存的秩序，说服大多数人认可和支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工业取向则强调媒体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商品拜物教性质，这个取向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要动机，文化和信息像商品一样被生产，而受众则像商品一样被媒体出售给广告商。

随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畴也在不断扩展。Bettig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分成以下三个基本范畴：（1）传播产业的经济结构；（2）资本逻辑对于文化和信息的生产、发行和消费的影响；（3）资本主义传播系统内部的矛盾和阻力。 Mosco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切入点：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结构化（structuration）。其中，商品化指的是“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多种方式延伸到传播产品、受众及劳动等社会领域。”空间化指的是“空间与时间的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全球化或是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产业的集团化，也包含产业的重新组合及它们在多个层面的整合”。结构化指的是“结构由社会能动力量相互构成的过程，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即使结构就是构成过程所必须的媒介，它也还是由能动力量所形成。结构化的结果是围绕着相互联系又彼此对立的议题如阶级、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等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关系及权力过程。”

所有权集中化问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McChesney认为，虽然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竞争性市场，但在资本逻辑下运行的媒体市场充满着反竞争性。Heilbroner在《资本主义的本性与逻辑》一书中指出，“以资本的形式从社会的生产性行为中获得财富”是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与动力。 区别于以往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财富主要用于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财富，这使得积累和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Fusfeld进一步指出，减少竞争和降低风险构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资本家们寻找方法增加他们在市场中对于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控制以及增加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权力。这或许意味着通过兼并去消除竞争。这些趋势已经在美国很多主要的产业中出现，包括汽车制造、炼油、金属冶炼、飞机制造、制药、化工原料和许多日常用品的制造。 而这种趋势也同样反映在媒体行业中。

不断集中的趋势使得越来越少的人控制了信息的通道，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也因此变得十分显著。现在，为数不多的商业媒体集团掌握着大多数商业媒体机构，这就给了它们控制不同声音的力量。它们可以控制信息的传播，制造进入的壁垒，并且生产同质化的新闻和娱乐。在不断进行横向和纵向整合的过程中，这些媒体巨头不仅增强了排斥潜在竞争者和提高价格的能力，而且可以通过淘汰不需要的或者重叠的部门和岗位快速减少成本，通过大量的媒体分支限制竞争和降低风险，以及通过反复利用协同作用（synergy）和交互推广（cross promotion）来最大化利润。

结构管制曾经是美国政府阻止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方法。结构管制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垄断行为并且增加竞争和多样性。但是，自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媒体的放松管制进程不断加快。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基本上接受并坚持了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能够带来竞争”的花言巧语，从而不断放松或去除了结构管制（其中包括修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 放松管制的做法并没有使公众希望增加竞争和增加多样性的愿望得以实现，而是恰好相反，越来越少的媒体集团控制了大众传播的工具，使得市场竞争、新闻质量和公共利益都受到了损害。（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