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所有权集中化的后果与现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大型传媒集团之间加速进行的兼并和重组让人们对媒体所有权集中化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产生了忧虑。著名媒体评论家 Landay（1999）指出，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处理橡胶轮胎或是巧克力糖果，而是要面对一个社会所能发出的声音将掌握在越来越少的几只手中。这样的事实引起了我们的忧虑和恐慌。” 正如Landay所担心的，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将会产生负面且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维亚康姆董事长萨默尔?雷石东认为，不断进行中的媒体兼并和重组“使得媒体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强的盈利能力，这对整个产业来说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然而，雷石东的这番言论却忽视了新闻内容本身在并购后可能受到的不利影响。大型媒体集团进行兼并重组的目的无非就是利用新购进的媒体分支为其创造更多利润。这样，被收购的媒体就往往被赋予了快速生产利润的使命。正如McChesney（1999）所指出的，媒体越来越少地报道有价值的新闻，因为“有价值的新闻往往意味着坏的生意，而没有价值的新闻却常常对生意非常有好处。” 媒体集团在进行并购之后为了能使其尽快进入盈利模式，一般都会削减新分支中的新闻开支，并且将节目根据盈利需要进行调整。在维亚康姆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原来的新闻节目和公共事务类节目就被“根据需要”明显地削减。而另一家被维亚康姆收购的布莱克娱乐电视台也于随后宣布取消其绝大部分的公共事务类节目，并且全部用娱乐节目替代。

用娱乐节目代替新闻类节目除了能够吸引受众外，还可以避免为媒体集团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娱乐节目与社会调查或时政类节目相比，能够避免侵犯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媒体需要广告商们为其提供收入，同时也需要政客们的支持，因此那些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利益的内容一般都不会出现在集团的节目中。这类似于一种以隐蔽方式进行的新闻审查，就像Miller（1999）所说的，“随着不断膨胀的维亚康姆集团把利益链遍布全球各地，即使是它那些谨慎小心的记者们也很容易在报道中触犯到自己公司的利益。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都会在今后的报道中变得更加谨慎。这样，尽管公司有时候也会对新闻直接进行干预，但更多的时候，新闻审查是通过记者们的自知之明而实现的。就像削减必要的新闻开支一样，这种审查对新闻内容的影响会随着媒体的集中和膨胀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随着媒体的集中化和集团化，媒体集团与整个资本家阶级及政治精英们的联系也就越来越紧密。因此，大型媒体集团不可避免地会去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这样描述“完美”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相互独立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的竞争，而政府从来不会对市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和控制。然而，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商业机构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大型媒体集团更是通过“连锁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的方式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建立了各种紧密的联系。媒体集团的董事会上坐着曾经的政治家们以及非媒体行业的高管们，这些高管有的还是该媒体的主要广告客户。比如，在2002年4月的时候，维亚康姆集团的董事威廉姆?格雷还有着如下的身份：美国国会议员兼预算委员会主席；美国黑人联合大学基金会旗下联合大学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尔公司、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zgov.com公司、摩根大通集团、美国城市债券保险公司、辉瑞公司、宝诚金融集团、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和伟世通公司的董事。

此外，这些社会精英们还定期聚在一起举行一些保密的非正式会议。比如在1996年，媒体业投资银行家赫伯特?艾伦在美国爱达荷州举办了一次度假会议，一共有130位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传媒大亨及商业巨头参加。其中包括了新闻集团董事长鲁伯特?默多克，维亚康姆集团董事长萨默尔?雷石东，迪士尼公司董事长迈克尔?埃斯纳和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杰拉德?莱文。在公众的眼里，这些人本应当是媒体领域相互竞争的对手，应当在商业战场上相互“厮杀”，然而事实是，这些人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一起，谈着如何相互照顾彼此的商业利益，如何共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此外，这种度假会议的内容是完全保密的，如果谁将内容泄露了出去，那么他就失去了今后继续参加这个会议的资格。

连锁董事与定期度假会议给了这些传媒大亨和商业巨头默契合谋（tacit collusion）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商议联合起来共同限制竞争，商议彼此之间的商业优先权，商议携手对抗可能损害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共同威胁，并借此建立一个足以控制美国经济的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在1995年爱达荷州一个小型度假胜地的会晤中，迪士尼的董事长迈克尔?埃斯纳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长沃伦?巴菲特达成了迪士尼收购美国广播公司的交易，该交易总共价值19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一次度假会晤中，维亚康姆集团的董事长萨默尔?雷石东与布莱克娱乐电视台的董事长罗伯特?约翰逊“在划水、钓鱼与打高尔夫球的间隙中不断探讨生意”，几个月后，维亚康姆宣布了收购布莱克娱乐电视台的决定。 此外，这些媒体巨头及商业精英们与政治精英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加入相同的俱乐部，在相同的餐馆就餐，住在相同的街区，出席相同的筹款晚宴，并且去相同的学校上学。政客和政府官员们本身就是资本家阶级中的一员，他们与资本家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保持现有的制度和秩序。政客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需要依靠资本家的支持和资助，而资本家们为了保住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优势，需要政府通过制订或废除相关的法规来提供帮助。资本家们与政治家们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而大型媒体集团已成为这些利益的拥有者和代理人。

比如，大型媒体集团为了讨好政府，一般都会支持和宣传政治家们的意志和目标，并且边缘化甚至忽略不满的声音。2003年，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被指责利用其关于战争的报道来讨好布什政府，特别是共和党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福克斯电视台支持战争、支持布什政府的坚定立场“凑巧”发生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美国“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重新审查过程中。如果该规则在这次的审查过程中得到修改，将会使新闻集团对直播电视集团的收购得以顺利进行。而这项交易的顺利完成能够使新闻集团在美国拥有自己的电视分播系统，从而可以不再需要依赖别人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络播放自己的节目。

那些主要依赖卫星电视传播商生存的小型电视频道担心，新闻集团会用停止播出它们的节目作为威胁来迫使它们降低出售节目的价格。在美国，由于直播电视集团在卫星电视供应领域只有回声星通信公司（EchoStar）一家主要竞争对手，如果其成功被新闻集团收购的话，新闻集团将不仅有能力控制美国电视上播放的内容本身，而且可以通过传播商制造壁垒限制其它竞争对手的进入。虽然在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宣布收购计划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碍于“全国电视所有权规则”并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但大部分分析人士相信这项交易的达成不会有什么悬念，因为默多克先生从来都是“在合同书的墨水变干之前就已经跳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 如今，政府、资本和大型媒体集团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那些认为自由市场制度中媒体能够独立于政府控制和商业影响的想法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大型媒体集团可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见，并且有能力将一些事件屏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比如，在2003年2月，当对于修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辩论在联邦通讯委员会激烈进行的时候，一项由佩尤研究中心发起的调查显示，72%的美国民众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几个月以后，一些专栏作家，如纽约时报的威廉?萨菲尔和洛杉矶时报的布赖恩?洛瑞开始站出来公开反对并号召民众抵制可能出现的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修改。随后，一些有政治影响力的组织，如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和全国步枪协会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直到这个时候，纸质媒体才开始很不情愿地对修改“全国电视台所有权规则”的相关讨论进行报道，而广播和电视媒体则仍然对此几乎只字未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做出修改该规则决定的前几天。而在2011年9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扩展到全美国120多个城市时，主流媒体上依旧是一片寂静。佩尤研究中心的卓越新闻计划研究发现，在9月25日至10月2日占总量14%的关于经济报道的新闻版面和新闻编排中，关于“占领华尔街”的报道仅占了这14%报道中的12%。即便有些媒体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也大都对这项带有反抗统治阶级性质的运动持消极评价。比如，纽约时报在其对于抗议示威活动的早期评论中就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指责示威者是“用幼稚的手法示范进步主义”。

在涉及阶级和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型媒体集团的报道普遍倾向于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这些媒体善于运用“自由”和“民主”这样的概念对事件进行评价。在它们的话语体系中，“民主”被等同于“市场机制”，“言论自由”被等同于“商业言论自由”。只要“不损害资产阶级的特权”，即使与事实不符的报道也可以被称为“客观”，即使是对私人事物和公共事务进行任意干涉都可以被称为“自由”。而如果谁对这样的理解持有反对意见，则往往会被媒体抨击为异端。此外，保守主义者总是把“自由”（liberal）与“激进”（radical）归到同一个类别，他们在报道中经常使用“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来评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扬和对现存权力关系的维护，这显然与真正的激进主义者或是进步左派人士的理念背道而驰。实际上，大型媒体集团报道的新闻中所展现出的观点一般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而且这些观点从来不会挑战现有的权力系统。这样，任何对于保守势力的批评都会被抨击为“新闻工作者的偏见”。大型媒体集团一般都会站在一个偏右的立场上，因为对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都是“偏见”，而那些保守主义人士所持的观点才是真正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