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史经验的启发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谋划之初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并没有急躁，在设计和建造的各个环节中，都注重质量、精益求精，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在营建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在建筑界，基于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学术观点一直隐隐存在，例如有人批评它太一般、陈旧，这未免难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艰难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纪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冈山纪念碑。百家争鸣对学术、对建筑创作是必要的，一时难于下结论，允许充分争鸣，但是有些建设是有时间性的，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于一些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决策后就“定于一是”，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纪念碑的基本方案确定之后，设计也一直在改进中，从战略原则到具体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试想如果当时采用了高台基加三个门洞的方案，一个高台基堵在广场的中央，那么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难于取得现有的效果。

当然，“定于一是”也不能过早，在设计尚未成熟时就匆忙作决定，这难免会造成遗憾。例如，碑顶的方案当时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碑顶形式，借鉴了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并加以创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认为太古。后来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在刘开渠的主持下，选用了现在所使用的小屋顶的庑殿式的方案，此过程中由阮志大具体设计，还包括梁先生未确定下来的花纹等。在纪念碑落成之后，对于碑顶仍颇有争议，1959年，吴晗副市长主持国庆工程审查时，特意请参会专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顶改建方案，但最终也未作出满意的结果。我写此文时，遐想将纪念碑的碑顶设计为传统的碑额并辅以现实意义纹样，而不是盖上一个一般化的庑殿顶，可能会更加风度不凡。总之，“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直到整个设计过程的完结，这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蕴含着指挥的艺术。

此外，我还要特别缅怀该项目的卓越领导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当时为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领导下一一具体落实的。如前所述，建筑家与雕塑家一时意见不同，薛子正特意将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调来，再未开大会，而是遇到问题开小规模的会来讨论解决，推进工作，在一些细部处理上他还曾邀请其他专家参与意见（如曾专门邀请杨廷宝先生来京讨论）。他作为领导非常认真，处事也很得体，既广泛吸收意见，又不乏个人的果断决策。薛子正是我回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对于作为年轻学人的我非常爱护，我至今感念。薛子正为人爽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先生难免见解不一，进行辩论，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说无微不至地照顾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梁先生几乎已经失去了自由，一个晚上他专门去找薛子正，说：“彭真被划为黑帮，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着急，劝梁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人都不要找，赶紧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释，杨廷宝、陈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过他。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革命友谊之深，实根源于共同的事业。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难得的精品，事隔55年，细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之仍激动不已，其中所蕴含的创作精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我们今天继续继承发扬，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从中得到教益。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