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对各种意见如何判断取舍的问题。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以民本思想著称，但对于国人“皆曰可”之事，尚且要“察之”以观虚实方作定论，可见，一个良好的决策并非仅是简单的民意叠加或者谁人多谁说了算。从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上看，特定情境下公众情绪可能出现盲目、偏激等非理性特征，产生“民意失真”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既要顺从民意呼声，又要保持理性态度，如马克斯斯韦伯所说，具有对“踏实的理想”的炽烈热情、真诚责任感和冷静判断力，无疑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广泛听取意见是发扬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看似小事，其实大有讲究。这也说明，民主不但是价值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技术上解决得好不好，往往决定了民主质量的好坏。
　　但思考如果只停留于此，又是不够的。苻坚南伐与拓跋宏迁都，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结果虽然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都是在违反甚至压制“众意”的情形下，以个人的强大意志推进重大决策的实施。或许这就是皇权专制下决策运行机制的必然宿命，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却不能一方面惋惜前者，另一方面又赞扬后者。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制度化的决策机制比强人政治更安全、更可靠。拓跋宏的神武固然可敬，苻坚的冲动更让人难以承受。更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怀着对拓跋宏这样天纵英才的期盼，却反而促使了苻坚这样冒险人物的产生。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克制住对拓跋宏的幻想，警惕苻坚的悲剧，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建立制度化的决策机制，或许是这两位历史人物留给我们今天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