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判决

　　守候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是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日方律师代表团的朋友们。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尾山宏团长，白白净净的小野寺利孝，高高大大的高桥融，眉清目秀的大森典子等律师。他们身后还有一群中国民间索赔声援团的支持者，大约有30多人。他们打着一条横幅：中国原告，欢迎你们。他们手中的三角旗上写着“中国索赔支持会”的字样。场面令人感动。

　　第二天起床后用早餐，一小碗大米稀饭、一块炸鱼、两片面包、一小碟面条，用掉850日元，相当于60多元人民币。李臣嚷嚷着太贵了。

　　早餐后，在食堂的门口，我遇到了大森典子律师。

　　我和大森典子律师，也不是一面之交了。1994年，她以东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加入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慰安妇律师团，并成为团长。从中国律师康健女士那里了解到山西性暴力受害者的经历后，她的心灵深受震撼，还萌生了亲自实地考察的想法。

　　1998年春暖花开之际，大森典子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来到了中国山西盂县。她见证了中国西部的贫穷落后，饱尝了原告的风霜凄苦，了解到中国受害者生命力的顽强。然而这一切她都归罪到当年那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上。

　　在一个落霞时分，她们步行了20多里山路，来到了李姓受害者家。听说是日本来的女客人，老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又是端茶又是煮饭，亲热得不得了。再加上采访，当夜，大森典子不得不和老人挤在一条土炕上，享受这原始的文明。

　　这一夜，大森典子却睡不着觉了，反复在想：原告就在这贫苦的山村里，带着屈辱的记忆生活了几十年，不少姐妹们因年事已高，离开了人世。如果这尘封的罪恶不去揭示，将会随着她们的去世而带到另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活着的人也是不安的。这是大森典子这次山西之行的新悟。后来用她自己的话讲：如果先前对慰安妇诉讼她心有迟疑的话，这次山西之行就坚定了她去上诉的信心——同样是人，为何不去为人家想一想啊？

　　“在这长长的十年诉讼路上，有没有打过退堂鼓呢？”我这样问。

　　“有过。从最初接触受害者、调查取证开始，我投入了全部的身心、时间乃至金钱，入不敷出。整整十年。我的家人也不理解。我也感到疲惫不堪，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说到这里，大森典子话锋一转道：“我觉得更使我感到疲惫的是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的隔阂和误解。比如说我们帮她们打官司，有人说是为了自己捞外快。我很委屈，曾流过伤心的泪。要知道我们是免费提供服务，是掏自己的腰包给受害者买机票。说实在的，我们不是为了金钱，作为一个正义的日本人，只想通过法律解决我们前辈所犯下的罪行，并以法院判决为突破口，全面解决二战期间遗留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为了日本的永久和平。我想在恢复中国战争受害者合法权益这一点上，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大事情，所以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才好。然而事情并非这样，日本人积极而中国人冷漠，让我感觉到了悲凉。”

　　大森典子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脸微微发红。我也幽默地告诉大森典子：“中国人还没睡醒，像我一样，正在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