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失败者是谁

不论里夫金的观点多么引人争议，他有一句话至少说对了：“危机，既是变革的背景，也是变革的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关新技术革命的各种说法越来越多，这本身就反映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巨大压力。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与其叫“新工业革命”，不如称为“新实业革命”，因为下一轮技术升级的背景和基本动力，主要在于二战后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体系越发“泡沫化”，大宗商品、房地产等资源泡沫已经把实业淹没了，制造业被高房价、高税收、高利息、高路费等“拦路虎”层层盘剥，如果没有新技术革命，金融危机后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失调”会恶化，“很可能会倒掉”。

他表示，对中国经济而言，抓住新技术革命“战略机遇期”，从一个追赶者变成引领者，至少要同发达国家齐头并进，这是一切国家规划和战略设计的前提和基础，“这既是出路也是希望，没有真正的技术革命，怎么实现最美的‘中国梦’？”

从英国开创“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强国的崛起必须与技术革命捆绑前行，历史上不存在技术上落后还能自称强大的国家。比如，即便已经被人超越，英国的工业毕竟还保留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公司，这可看做“英国制造”的看家狗。

同样，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都给后发展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机会。今天，有关“新工业革命”的所有争论，都可看做是新一届“全球经济奥运会”的发令枪。在核能、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生物工程、先进制造以及航天、海洋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技术“跑道”上，中国必须全力参赛。

在何传启主编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话令人深思：“在过去50多年里，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科技发展计划，但没有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突破和技术发明，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中国现行科技体制，在应对第五次科技革命时，绩效并不理想。那么，它能保证中国抓住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吗？”

目前，投身于3D打印行业的国内企业并不少，但多数公司都聚集在设备应用领域。据业内人士反映，3D打印的产业链很长，材料、高精度喷头、数控设计等几项基础性“共性技术”，仍然需要从国外采购，而单个企业往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突破这些技术“瓶颈”。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主要难点就在这里：国内企业习惯于从国外引进技术，或者参照已有的技术路线进行开发，以“规模追赶”来确立自己的优势。但这种过于重视短期效应、急于求成的心态，往往使得中国企业“永远处于追赶当中”，因为“当你追上的时候，人家已经踏上另一个赛道了”。

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真正的成功者必须有进行“颠覆性技术研究”，并快速实现产业化的能力，而失败者一定是那个“低着头只会跟跑的”。

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公司，“对未来产业进行深入研究”，以发现、注册高新技术专利，先期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为使命。而有关的金融机构，也有责任对前瞻性的新兴技术尤其是基础研究，加大投资力度。

柳卸林认为，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进行支持，尤其是需要大量基础研究的领域，如集成电路、大飞机、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础研究，但可以把科研院所、大学的一些技术成果介绍出去，让企业家来作判断。“我国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科学与产业的互动。”

“政府的钱不但要投资新技术，政府部门尤其是政府采购，还要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场。”李才元认为，在目前全球技术竞争格外激烈的局面下，政府必须主动扮演好“新市场培育者和孵化者”的角色。

同时，要在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伯乐体制”，筛选出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千里马”；还要在金融市场推进“科技金融”的主导战略。只有这样，新产业才能在市场、人才、资金三个方面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他说：“有了源头活水，新技术才能破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