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
2013年02月20日09:1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三)中国现代儒学的奠基时期
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失败意味着制度化儒学的努力破产,怎样才能使儒家复活?什么才是儒家永恒的精神?是许多儒家学者思考的问题。在反孔的滔天声浪中,梁漱溟先生挺身而出:“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梁漱溟有感于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要谈及孔子就羞涩不能出口。他怀抱着为儒家打抱不平的心态来为孔子出头,这一出头,则不同凡响,揭开了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新篇章。
梁漱溟认为康有为的孔教改革之路必然失败,他批判康有为:冒孔子之名,丧失孔子精神。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于此《大同书》。康有为根本不曾得到孔学要领,满腹贪羡私情,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
梁漱溟抛开儒家文化的一切外在牵累,包括制度的、礼俗的、官方化等牵累,直透孔学的内在精神——仁,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进而转活儒家哲学,复兴儒学。
梁漱溟引进一种观念——意欲,英文是“will”,就是意志、意欲、欲望的意思。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先生在比较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之后,对世界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作了预测。他认为,现在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已经走向了反面,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且还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西洋人已经由过去物质上的不满足转为精神上的不安宁。
这就迫使西洋人由第一条路转向第二条路向,即儒家文化的路向。由此他大胆预言: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接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继梁而起,先是张君劢的倡导新宋学,主张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建立混合经济模态,强调德与法。众所周知,要严正地定法、立法,严格地执法,就需要有德行的人去做。接着,熊十力以大易为宗,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转活陆王心学;而冯友兰则顺程朱理学的义理方向,融合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再度复活程朱理学;另外,马一浮、钱穆、贺麟等学者在中国儒学现代转化中亦各有建树。众多儒家学者通过努力,使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展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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