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儒学：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五）儒学是天人性命之学

西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叫做“天人相分”；中国则称之为“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天为父，地为母，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家庭中，孝敬父母是必须的。那么，既然要孝敬天地，我们就不仅仅要做民族的孝子贤孙，更要做天地的孝子贤孙，何谓天地的孝子贤孙呢?悖逆天道，违背天理，驳逆人伦，这样的人只能是天地的忤逆之子；只有秉持天德和地德、效法天道的人，才可称为“天地的孝子贤孙”。如何效法天道呢?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自强不息”讲的就是天道，天道即天德。“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所以君子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像地那样厚德载物，这样的人才是天地的孝子贤孙。

儒学的开放式转化

儒学是人学，是为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设计的。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说，是人之所以为人，人怎样才能成为人，人怎样做人的学问；从与一神教相比较的角度说，儒学不是出世的或者超世的神学，而是入世的人间学问；其解决的问题，不是天国的问题，不是来世的问题，而是现世的人间问题。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求索历程自明代中晚期，西学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起，先人们就已经开始为如何消化西学的问题而努力了。然而，西学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且对儒学构成直接威胁却是在又840年之后。

（一）中国儒学观代转化溯源

1.龚自珍和魏源。

现代儒学的萌蘖可远溯于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

龚自珍提出：国家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只有更法、改革，才能挽救危机。

魏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大规模的，“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意思是，但凡对老百姓有利的，我们皆可学来，自己制造。可以说，“中国制造”这一观念可溯源至此。这就是魏源的主张。

龚自珍、魏源两位儒家人物，可谓新思想萌芽的始祖，他们齐而呼吁变法，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然。

2.曾洪之争。

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这完全变成了基督教的内容，所以说，洪秀全当国定会在中国实行彻底的基督化政策，全国人民都会变成基督教徒。因此，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次文化的冲击。冯友兰先生曾就洪秀全和曾国藩之争说过：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起义与镇压者之争，更是一场文化之争。所以说，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宗教较量。

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儒家暂时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宣告了洪氏基督化中国设计方案的破产。

3.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国列强乘中国衰弱之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正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当中说的。

要把中学和西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就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两江总督张之洞说：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旧学”即“中学”、“内学”，治身心；“新学”即“西学”、“外学”，应世事；二者为“体用”关系。这一主张，我以为，直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变末不变本、学器不学道、引用固体的改革方式的失败”。但是，“中体西用”作为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范式却保留了下来。尽管受到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严厉批判，但它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体”、“用”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却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体西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