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高校蔚然兴起一股编写校史的风潮，且方兴未艾。编写校史是一个学校的大事。每有盛举，校方总要从头说起，查阅旧档案，搜集老照片，整理学校沿革，述说风云人物，似乎形成了一套既定程序，不劳历史学家费心。事实上，校史研究确实也难得历史学家的青睐。纵有偶一为之，也是浅尝辄止。甚至有服务于高校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上下千古，却对自己耗费青春所驻留的学校，漠然而无所知（王健文：《校史叙事观点的再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3期）。 此种后果，从现在出版的一些校史中可以看到：一是编写的体例较为单一。有的甚至还直接套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二是使用的文字也很空泛。比如一些校史中多次出现像“伟大”、“辉煌”、“巨大”、“一流”、“空前”之类的“大词”，且用之过频，很有以词害义的倾向。再一个问题是，校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校史，还涉及到现行的政策、健在的人物，且有的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因而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这就要求校史编写者，有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的“史德”。然而反观今天的研究，同一个人物或事件，校内、校外的叙述存在重大差别的司空见惯，并且，因分歧而产生的争论有时还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造成校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缺场”原因较多，主要还是因为校史研究的意义不彰。确实，从表面上看，校史只不过是记录一个学校的成长经历。但若作深一层想，它所涉及的范围、所涵盖的内容就远非如此简单。 第一，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学校无疑是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摇篮。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他看来，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于是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高平叔等：《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后，大力倡行“通识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三大原则，这又使得一个“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之列的大学”（黄延复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如果说北大和清华是把西方大学观念引入中国的实验场，那么浙江大学则是西方观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新典范。1936年4月，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在继承书院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求是”校风。此后，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中，浙大历经五省、五易校址，仍旧保持“东方的剑桥”的美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现代大学的观念，就难以成就现代教育的历史。就此而论，编写校史就不只是对一校传统的总结，对他校经验的借鉴，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顺应时代之要求，弘扬大学之精神，发展教育之事业。 第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学校也是学术传承的主要场域。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的“学术史”研究渐成热潮。但在这一潮流中，人们关注的多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忽视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其实，“地点”往往是促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引子。人们关注“学术”，就理应关注它“产生”过程中所依赖的物质载体。并且，研究校史，也便于人们从学者个体的研究跳到知识群体的研究（王学典：《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学者的师承、流派，学者间的往来、交流，学术制度的形成、沿革，学术理念的塑造、坚守，如此等等，在校史中皆可窥见。另外，一所学校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位。在其中人们所共守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长期积淀便会逐渐在人的心理深处形成某种思维的定势。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便是这个文化单位里的新成员，也会受到它的浸染、熏陶和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学校，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个体。而研究一个学校的历史，也就是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增添一个个案。 第三，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学校还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大学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的社会土壤。校园里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原因，往往也要向校园以外的社会中去找。另一方面，大学又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员、学生组成的小社会，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社会史应当关注的内容（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页）。并且，社会上的政治势力、党派斗争、思想取向，在大学这一“小社会”中也多有直接反映。倘若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会发现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还有另一层联系。且不说大学制度的引进，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指标。就是大学制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非围绕两个环节展开：一个是民族的独立，一个是国家的统一。教会学校的中国化进程、私立学校及省立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等是这些变迁在大学史上的反映。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校内人物的敏感性，使大学往往得风气之先，成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因此，繁忙的历史学者闲来若是向校园投下一瞥，也许还可以牵出一部新的社会史来呢！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除了“存史、资政、育人”的功用外，校史研究，似乎还有一般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大批校史的出版，无疑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而学校在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从大学校史入手，就有可能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总之，它应当成为历史学家工作的“田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