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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我们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从来就没普世民主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资产阶级创造了适应人类历史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科学的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执政党的政治运作必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运行。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因为它具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组织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自身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日)
3、防范强势群体操纵改革方向
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只对旧体制的改革，同样意味着对改革进程中一些做法的再改革。意识到改革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正是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好机会，这是每一项成功的改革都要经历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中国社会利益群体不平衡发展，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实力悬殊的状况，从而使强势群体甚至具备了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对此，必须予以警觉并防范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28日)
4、将房产公开作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突破口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度，一直是社会的期盼。在反腐败进入新格局、“深水区”的背景下，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已无法回避。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比较大。鉴于在已查办的腐败案件中，不少腐败官员占有多套房产，让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较好线索。制定实施房产反腐制度和机制，宜早不宜迟。——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新京报》，2012年12月2日)
5、灰色权力地带不除，市场公平难立
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是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胎，也是依附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从基础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从根本上阻碍着我国真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扭曲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灰色权力正在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的泛滥，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重要内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中国改革论坛网，2012年6月20日)
6、法治不昌，民主高涨
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法治优先于民主”。这种观点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即这里的“法治”包括官员依法施政，民众依法维权，法院审判独立。如果强权力量(不管是权力部门，还是资本集团)有法不依，任意进犯公民权利领地，那又怎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呢?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法院作为权力附属机构配合当局“整治”不听话的“刁民”，那又怎么能不激发大众“民主优先”的强烈愿望呢?法治不昌，民主高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7、规范公权力是治理当前社会矛盾之本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为什么公权力不规范或者公权力失控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呢?第一，很多社会矛盾是由于制度不公、政策不公、立法不公造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决策和执法不当。很多社会纠纷矛盾是错误的决策引发的。第三个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作为，信息不公开，行政不作为，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东方早报》，2012年5月29日)
8、特权也是一种腐败
必须大力强调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现在讲公平的人很多，但事实上大家理解的内涵、强调的重点不那么完全一致。特别是规则公平，既然规则，我们是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包括法律也是一种规则，那就应该对所有人有用。所有的人去坚持、去遵守，这样公平正义才可能得到保证，才可能得到实施。另外，我们应该努力地做好反腐败的工作，包括我们要通过一些规定来限制、减少某些特权。特权也是一种腐败，甚至是更可怕的腐败，是制度化的腐败。特权绝对是能够离间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影响党的形象。——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2月18日)
9、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2012年7月下)
10、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来临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远没有到达峰值。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
11、必须走宪政之路
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举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协调、统一起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人民论坛》，2012年11月下)
12、中国应下决心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现行“增长主义”政府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得到改变，中国就很难获得下一步转型所需的政策空间和制度空间。除了诱发“投资消费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负面效果，“增长主义”也正在成为机制性腐败的重要根源。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政府主导“做蛋糕”也主导“切蛋糕”，其“切”得的蛋糕份额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权力市场化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由此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机制性腐败，削弱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2012年2月26日)
13、世界呈现出三个中心
一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的中心是在美国。2009年12月，爆发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和向欧元区其他国家扩散，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二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的中心在中东，特别是叙利亚。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引发了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大地震。叙利亚已经成为全球各种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三是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新兴大国，特别是东亚地区，尽管经济增速在减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三个中心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2012年国际形势中最引人瞩目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4日)
14、改革出路在于限权力和发福利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搜狐网，2012年11月22日)
15、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环球时报》，2012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