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新华文摘》上一篇好文章，余秋雨的《中国文脉》。全文近三万字，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当年读到李泽厚十几万字的著作《美的历程》，感觉他能用哲学家的抽绎法把浩瀚庞杂的中国文化库藏精粹为审美线条，实为史家之绝唱，果然此书也在时代学子中风靡一时。今余秋雨也在另一重层面上运用此法，而篇幅更精短，抽绎更简括，那是需要非凡驾驭力的。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因此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且看他对孔子和老子风格差别的把握：“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读之能不为其颖悟发现和传神捕捉而会心愉悦？在这里，中国文化的连辟相喻隐寓比兴修辞手法再次显露了其传达幽微表意真切的功能，虽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又开冥发悟洞穿透彻。大言的功用不只是“欺世”，也有“顿喝”式的发蒙开悟。
然而，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于是，余秋雨一些设问和处理就成了非命题。如问：“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文脉衍伸过程中，当然是谁的时代在前谁领先，时代在后者只能是加入进来，而不可能是在后者奠定文脉，在前者作补充。当然，由于老子和孔子同时代，他们只能是共同奠定文脉。至于他们在文化史上孰轻孰重，那是文脉之外的另一个价值判断命题，与文脉构成本身无关。事实上，老子和孔子既然有着不同的风格倾向，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分领端庄厚重与斩截玄思不同散文体的文脉。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言”之难度。粗线条提炼、把历史写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历史的气度与指点江山的魄力。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对象越大越难以把握，因为你必须具备更完备的知识框架和足够的文化存量，这就为“大言者”设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条件。而与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纪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一个学者都是狭陋的，都不可能实现知识的全覆盖。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概括，否则会时而显露知识的罅隙，留下硬伤。举本文中的一个例子：说南唐李后主在亡国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从政远不及吟咏”，事实上李煜在汴京仅生活了两年即死去，他的词作主要还是此前创作的。当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发生重大改变，他那些情感深挚的代表作得以产生，但这不等于他此前没有吟咏。而且还恰恰相反，或许正是由于南唐词人们，包括李璟、李煜父子，终日只知道吟咏风花雪月，才造成了南唐的迅速灭亡。至于文中把词说成是“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就不仅完全忽略了词体发展始于隋唐兴于五代所走过的漫长路途，一笔抹除了从李白、温庭筠到冯延巳和《花间集》的众多词体探路者，也割断了文脉。意识到“大言”之难，为我今后从学设置了惊惕的路标。
然而当我从“文脉”的本意在于“脉”出发，品读完了余文以后，却惶恐地感到，或许是我错误地理解了余先生对于“文脉”的定义！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脉”解释作“文学衍生”的脉络或脉搏，而应别有它意，否则不可能出现我上述那么多问题。于是重新审视，哦，原来问题的症结点在于余先生强调的是“等级构成文脉”。原来他不是在文学的长河里搜寻鱼群迁徙的痕迹，而是在比较哪条鱼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学排名录、富豪榜是世俗爱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区分大树与细草，但却与文脉无关。你完全可以在文学品相上区分等级，例如把先秦诸子分成孔子、孟子为第一等级，老子、庄子为第二等级，韩非子、墨子为第三等级，别人也可以见仁见智地作其他区分，但你却无法把文脉分成等级。尽管你可以说文脉到了唐朝呈现得最为旺盛，因为有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杜牧，你却无法说唐朝文脉的第一等级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级是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是李商隐杜牧……
当以文学人物的“吨位”为坐标来排序时，恰恰是舍弃也就割裂了文脉。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