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克里斯蒂娃对中国的兴趣是从社会主义形式的角度出发，而今天，她的兴趣点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将会与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思想产生相遇。近日，涉猎广泛、身份多元的克里斯蒂娃——她是保加利亚裔法国人，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也是小说家——来到复旦大学主讲“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并在此期间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我们不是社会给我们定义的所谓‘哲学家’、‘学者’或者‘作家’，那个社会的实体运作和相应的知识理论是我们所攻击的。”1968年夏季号的《泰凯尔》（TelQuel，或译《如是》），巴黎最有影响力的先锋文学杂志之一，在五月风暴后的第一期，发表了其受到这场革命影响的观点。
1960年3月，一群二十几岁的作家创办了这本杂志，此后数年中，他们相继离开，只有索勒尔（Philippe Sollers）留了下来，成为杂志的核心推动力量。《泰凯尔》以语言学、语义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以及先锋艺术为探索主题，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在这本左翼知识分子杂志上打下深刻烙印。1974年，杂志成员受邀访问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索勒尔和妻子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弗朗索瓦·沃尔（Francois Wahl）、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归来之后，杂志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新哲学家运动和神学。1982年，杂志更名为《无穷》（L'Infini）。
克里斯蒂娃在那次中国行之后，与现实政治告别，开始探索个人的身体与心灵、身体与社会的接合点，她在行间对中国女性、中国孩子的好感“使母性问题从学术问题变成了个人体验”，回国后次年，她的长子诞生。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西川直子在评论克里斯蒂娃学术生涯的这一转折时说，“她遭遇了母亲这一未知大陆，并且其轨迹与精神分析实践的专业化是同步的。”
自称为“游牧人”的克里斯蒂娃1941年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幼年起随法国修女接受法语教育。1965年，作为公费留学生到巴黎留学，在罗兰·巴特的研究班上，她介绍了苏联学者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文学理论，将对话、复调、狂欢这些思想传递给了法国知识界，并在之后逐渐发展出她的“互文性”概念。1974年，她的国家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出版，同年出版《中国妇女》一书。她的其他主要著作有《符号论》（1969）、《作为文本的小说》（1970）、《多元逻辑》（1977）、《恐怖的力量：论卑贱》（1980）、《太初曾有爱——精神分析与信仰》（1985）、自传体小说《武士们》（1990）、《普鲁斯特——被感知的时间》（1994）、《女性天才三部曲：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2001）等。被巴特形容为“推土机”的克里斯蒂娃有着旺盛的知识生命力，1990年代之后，她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和女性主义运动。
近日，克里斯蒂娃在受邀主持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系列讲座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黄蓓老师对此次采访提供的帮助，本文部分段落参考讲座内容）
不存在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首先是一个个体，不能代表别人
文汇报：1968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无论对法国还是对全球的知识界、思想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参与者之一，您能否对六八一代知识分子做一个总体的评价？
克里斯蒂娃：先说一句，我这个人的观念不是团体性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六八一代的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所谓团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哲学、自己的美学。不存在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首先是一个个体，不能代表别人。所以媒体上出现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我对此说不出什么。我只能讲讲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和思考。
和我有关的是《泰凯尔》杂志，是索勒尔主编的。我们这一群人1974年来到中国，这也是1960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当时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怎样能够结合传统——作为另一种社会主义的解答。因为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所以我们想，也许中国的传统可以带来另一种解答。
我自己作为这个团体中的一个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我是从保加利亚来的，保加利亚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由于这个背景，我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条，以及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使用的套语、各种形式主义的话语，我还是挺敏感的。我们到中国来主要是出于对文化多元的敏感与兴趣。当时我们也有一种预感，就是世界正在走向开放、多元。我从中国回去以后就写了一部以外国人为主题的著作；我也开始研究妇女问题，因为中国妇女的进步和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鼓励；我对年轻人、青少年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对理想的需求，在我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些都可以说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的，这些是1968年的思想，我们已经是1968年政治的行动者。
文汇报：您提到《泰凯尔》杂志，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某一个杂志为阵地，形成一个流派或共同体，借助这个阵地对公共领域发出声音。那么，在当代的法国，还有这样的杂志吗？
克里斯蒂娃：在1960年代，杂志的力量并不在于它是一个群体、团体的力量，它最重要的是作为反抗的力量，是一种反对的声音，反对因袭传统的、比较教条的机构如大学、党派等。就像汉娜·阿伦特说的，要反对的是个人的平常化、平庸化，即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样的。所以，虽然是有杂志这样的形式，但根本上它还是一种无政府的组织，四五个人、九十个人的合作，周围再有一些人。它是一种颠覆型的美学。
我的“互文性”概念就是在《泰凯尔》上发表的，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所以，它是一个阵地，让不同的新声音发出来，比如德里达也是我的先生索勒尔发现的。因此，杂志是可以提供一个空间，给那些因袭陈旧传统的机构不能接受的人一个发声的空间。而我，又是从共产主义国家来的，所以我对苏联模式的民主形式有我的看法。所以，法国对我来说，给我带来的是个体的力量的可能。
另外，说到今天的杂志的命运，一些杂志还是在继续办下去，比如说《泰凯尔》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叫《无穷》，还有文学杂志《危险的界限》等。当然，现代媒体给杂志带来很大的冲击，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你们说得有道理——一方面对杂志的角色、地位有冲击，一方面对个人自由重新提出了质疑，也即1968年我所主张的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声音。现在又回到那种大家都说一样话的局面了，比如网络看起来是提供了一个民主空间，在表达的同时也可以有反抗的声音，但是，它并不提出新的主张，所以我不相信短讯息能够成为什么文学。在现在的高科技的环境当中，在现在看似民主的这样一种行为当中，个人反而又沦为平庸了。
针对这一点，今天我们倡导阅读普鲁斯特，意义也就在这里。巴赫金，也就是对话性的提出者，他希望人们从阅读的角度超越平庸，读出复杂和多样。所以，我来到这里讲普鲁斯特，也是一种邀请，希望唤起复杂和多样、而不是唯一和同质，希望我们能够从自己的身上读出这些，而不是只看到网络中单调的、数字化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