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中国的兴趣在于，中国是另一个文化传统

文汇报：您和聚集在《泰凯尔》杂志周围的朋友们在1974年来到中国，想找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解答，那其中是否也包含着对法国占主流地位的资本统治的一种反抗？

克里斯蒂娃：重心和你说的有点不一样，当时我们不是把中国放在法国主流的对立面，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因为欧洲当时的社会主义让我们非常失望。作为左派的知识分子，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西方的左派运动，即法国、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都会走向斯大林的模式？我们对中国的兴趣在于，中国是另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另一个文化传统会不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另一种形式，即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形式。我们并不是针对法国当时的主流。

今天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当时有关系，但也有不同之处。当时我们是从社会主义形式的角度提出的，而今天西方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也有一些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比如家庭观念，比如关于人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关于人、关于自由的思考，和西方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还是完全不同？从中国的传统，是不是能够发展出另一种形式的民主，还是中国传统和民主并不能发生联系？

比如更具体的例子是，去年欧洲精神分析学会在巴黎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题目就是讨论精神分析能不能与中国相遇，探讨出于不同传统的文明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达到相遇。

文汇报：您说和中国的相遇，是不是意味着，精神分析从广义上可以对国家、社会遭遇的困境有所帮助，而不仅仅在个人体验、拯救个人精神危机的层面？

克里斯蒂娃：首先，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政治，也就是说，它没有一种变革的计划、没有一种完整的目标和规划。它所基于的观点是，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作为人来说，一方面需要遵守一定的约制，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自由。精神分析法和精神分析学是要帮助个人来发展这两方面，即约制和自由。通过这两方面的发展，能够达到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即找到个人最独特的地方，而这个独特又是可以被分享的。精神分析作为这样一种精神上的陪同和帮助，一定对社会是有益的，但其对社会的参与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或一个计划。

这里又讲到中国，我们很感兴趣在中国这样的传统里，个人如何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人肯定是有约制的一面、也有自由的一面的，但在中国，自由的表达形式肯定是和在西方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文明传统中都是不一样的——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个人，和来自儒道释传统的个人，在个人的独立性与自由性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发展空间与方式，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交流的可能呢？当然，交流的前提是要相互了解。

文汇报：您在讲座中谈了很多女性主义，那么，您认为精神分析如何才能引入中国的女性运动之中？

克里斯蒂娃：首先，我认为应该是扩大阅读，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并且对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有所了解。其次，精神分析涉及的是个人的经验，是沙发上的经验，当然这种个人经验是不能强求的。我们也对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实践非常感兴趣，不知道中国人的实践是否能够修正、变革精神分析的一些概念。1960年代时出现过对精神分析特别感兴趣的女性运动这样一股潮流，被称为精神分析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但现在这样一种潮流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发展全赖人们对精神分析的个人兴趣。在我看来，女性运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了，它是我们个人的一种努力，是向往自由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