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强调和固化，推到极端就会导致冲突

文汇报：您在复旦第一天讲座开始时说，来之前在看美国大选，很高兴奥巴马能够连任，认为“这与作为外国人的经历，与对和平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关注”。您觉得他的连任对美国、对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克里斯蒂娃：奥巴马有他自己的特点和贡献。因为即使到今天，他还是有外来的特征，同时他也在第一任期中做出了很多和平的努力。他自己在这两方面和我也吻合，所以让我非常感动。从现实上来说，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希望世界是多元的，但现实就是这样，这个现实有它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希望这个现实还是往它好的那方面发展，我觉得奥巴马上台可以让它往好的方面发展。

文汇报：您曾在一篇演讲里说，新旧欧洲与美国应该一起思考、一起发展，因此倡导东正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需要相互理解。此外，您还提到欧洲文化和北美文化对自由的看法是相对但又互补的，而欧洲知识分子有责任让旧欧洲的声音被这个新世界所听到。要做到这一点，具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克里斯蒂娃：感谢你读到了我在霍尔堡国际纪念奖上的这段发言。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渊源的，两者之间有互补性、但又很不一样。美国提出的模式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你必须适应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如果你不适应，就要被抛弃。欧洲则不是这种强加给你的模式，而是一种相遇型的模式——是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多元的。这样的相遇和交汇就会产生很大的创造力，当然，美国也有这样的交汇存在，欧洲也有不自由的情况存在，但就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来说，这确实是欧洲和美国的区别。

那么，如何推动欧洲的相遇型的、多元的模式在世界上存在呢？欧洲现在处在经济危机的状态，欧洲没有钱，但是欧洲有的是思想和文化。现在我们在全球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促进多元性的发展。现在很多人最追求的是身份，把身份当作是一种崇拜，比如“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我是同性恋者”——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身份里面，这种身份崇拜、身份的强调和固化，推到最极端就会导致对方的消亡，会导致冲突。但是，欧洲是这样一个交汇、相遇的地方，在这里，身份不是作为一个崇拜对象、而是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的。比方说，我是一个保加利亚人，我来到法国，会说法语和英语，那么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身份其实是一个万花筒，只有有了这种问题意识，才不会出现战争。欧洲自二战以后已经有60多年没有出现过大的战争，今后应该也不会出现。

欧洲要发展每个国家各自的特点，同时也要发展可以共享的身份，即作为欧洲，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身份是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共享的。那么，对欧洲之外的国家来说，如何让它们听到欧洲的声音呢？中国也许是对欧洲的声音特别敏感的，因为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个非常大的大陆，所以，出于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中国会对欧洲的多元性有敏感的倾听。另一方面，中国从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需要跟美国和欧洲都维持联系，而不是只听一方面。

文汇报：身份的不停转换，和您始终强调的个体性是怎样的关系？您强调个体性的思想理路又是怎样的，这和您对人类学、精神分析的强调是否有关？

克里斯蒂娃：关于身份变换的问题，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后来在犹太-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发展。我还要提一下司各特（Duns Scotus）这位哲学家，他说真理不在物质里，也不在精神里，而在于这个人和那个人那里，也就是说，是在个体的人那里。这才应该是人权的最终目标——让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独特的才华，不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中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但是，这种个体性同时又是具有可分享性的，比如说普鲁斯特写的完全是他个人的经历，但又完全可以让他的读者分享。所以，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应该是提出问题、不断质疑。我在对自己质疑的过程中，也说明了我是脆弱的，有脆弱的一面；而正因为我有脆弱的一面、我是有弱点的，我也就能够理解他人的脆弱与弱点，并产生关怀。

欧洲有启蒙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反对宗教的教条，但是现在，宗教也开始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也有一种对自身的质疑。比如去年，我受邀参加为促进和平而举行的世界宗教对话活动，在这个活动里我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四位非信徒之一——不信教的人，也可以称作是人文主义者。之所以邀请不信教的人文主义者，也是要让那些信徒倾听不同的声音。所以，也许人文科学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帮助人们自我质疑——人文科学，包括政治、伦理、性别、哲学等等层面，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路径。因为只有通过质疑，才能避免身份的封闭性。

最后，精神分析肯定是对个体性的挖掘，它也是源于西方传统的个体精神，但是较之于西方传统的个体精神，可能更增加了一些内容，主要是对身体和性的探索。(记者 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