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宜居城市，积累和培育社会资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发展社会民间组织。一方面，社会民间组织的数量和质量本身就是社会资本存量的体现；另一方面，社会民间组织应该也能够成为积累和培育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而信任存在于社团之中。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了社团成员互相信任的基础。而且，民间组织也能创造和执行社会规范。由利益纽带而结成的各类民间组织在其运行过程中，必须通过谈判、协商和妥协等方式，建立起多元权利和利益冲突背景下的共识、合作、信任和规范，这些均可能成为国家法律规范的源泉、基础和补充。
　　二是要创新城市治理结构，提升宜居城市建设中的“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关键是要为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提供平台、渠道和相应的制度保障。例如，涉及地方发展全局性的规划、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都应该向公众公开，并通过各种方式让公众在相应的行政程序中表达意见，最后通过“公众表决”做出决定。要通过开设城市政府管理网站、政务电子信息查询系统等满足公众关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使其能够收集相关项目的信息等。
　　三是要加强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建设，提升宜居城市建设中的“信任”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目前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信任的重建应以政府信用建设为起点，同时重建社会信用。从政府层面而言，要加强官德建设，保持清正廉洁，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正。同时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以及依法行政的能力。从社会层面而言，需要多为社会成员提供交往与互动的平台。例如在城市社区举办“居民听证会”、“民主议事会”、“社区互助社”等，社区成员之间经常进行交往和互动，就不会再视同陌路，减少“一次性博弈”中的机会主义问题。
　　四是要强化规则意识、加强法治建设，提升宜居城市建设中的“规范”社会资本。从公民个体而言，需要强化规则意识。中国是一个讲“人情关系”的国家，“人情关系”被视为一种“潜规则”。这种“人情关系”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非正式”的存在。一方面，它可以增强关系网络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强化了关系网络的排外性，消解了正式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从而增加社会总体的交易成本。培养与提升公民的规则意识，需要从各个方面强化社会规则及其刚性约束，在全社会建立规则的权威、加强教育和引导，尤其是要从青少年抓起。从国家整体而言，要加强法治建设，尤其是要做到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的威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摒除权力、金钱等因素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创造真正自由、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公共管理过程的程序化和法制化，最终促进“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