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更是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的话题。究其原因，除计划生育关系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之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号召党员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号召晚婚晚育。公开信中特别提到：“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本文拟就中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未来的政策走向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国早已完成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社会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源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快速增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总量为6.02亿，1964年达到7亿以上，净增1亿人口用了10年时间。紧接着，1969年总人口超过8亿，1974年超过9亿，连续两次每5年净增1亿人口，净增1亿人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半，呈现出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加上经济停滞不前，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品、日用品等）均需票证限额。在此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开始考虑实行计划生育。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晚、稀、少”的要求，政策推行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要想实现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必须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时，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育欲望有所扩张，而“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的人口也开始进入育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始在全国推行紧缩一胎化政策，也就是“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公开信》发表并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由于实行的“一孩”政策与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冲突，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为了缩小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差距，缓和干群矛盾，1984年4月13日，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主要是：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即所谓的“开小口子，堵大口子”。

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后，各地对计划生育条例中生育政策的规定进行了微调，并逐步形成现行的生育政策。到目前为止，城镇地区和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重庆、四川等六省市的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另有19个省规定，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个孩子；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的农村，实行的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还有6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部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城乡分别允许生育两个和三个孩子（西藏没有政策规定）。另外，各地条例都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迅速趋缓。我国人口增长率从1970年的25.83‰下降到1980年11.87‰，到2011年人口增长率仅为4.8‰。至于生育水平（注：通常用“总和生育率”〈TFR〉这一指标来反映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指数，如同经济发展领域的GDP。如果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TFR就应该是2.1）由1970年的5.79下降到1980年的2.26，到2010年，根据专家按照比较准确的“六普”资料推算，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5。事实上，在1998年，我国人口增长率就开始低于10‰（为9.14‰），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为1.65），此后一直稳定在低生育水平阶段。完成这一过程，我国仅用了约30年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需要百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实行计划生育40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为稳定本国和世界人口发展，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阶段。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