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将构建人口均衡性社会作为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目标

在完成历史性的生育率转变进入低生育社会之后，在面临人口即将零增长转向负增长的关键时期，审视我国的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未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经济社会效应，这是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在生育政策调整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理论上清醒，态度上明确，一旦贻误良机，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在探讨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之前，有必要用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审视世界上一些低生育水平国家人口控制的理论和经验教训。

（一）西方人口控制理论的转变与低生育率陷阱

西方人口控制理论经历了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众所周知，传统“控制论”是基于人口增长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增长的后果必然是消极的这样一个理论前提。而奠定其理论基础并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人口学主流思想的是寇尔—胡佛模型。这一模型系统见诸于1958年由寇尔和胡佛（Coale.A.J and E.M.Hoove)发表的《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书，该模型认为，“高生育率将通过增大国民收入中消费部分的比重，减少投资部分的比重而引起“资本—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从而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和增长幅度。长期以来，这个模型一直是人们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基础。直到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责成全国科研理事会人口委员会中9名著名学者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评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86年发表了题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从资源、污染、就业等方面入手，证明生育率高低并不直接影响人均收入的变化，含蓄、间接地对原有经典模型提出了挑战。在人均概念上，我们既要看到人口是分母，同时也要看到分子中有人口作为劳动力和消费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报告一再流露“人口是中性现象”(即无所谓好或坏)的思想，但它仍然认为计划生育是必要的，尽管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由资源驱动向投资驱动再向创新驱动过渡，但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始终存在，过高的生育率是不足取的。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也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W.Lutz)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其理论思路为“生育率低(假定陷入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生育数量少——潜在母亲少——下一代生育数量也少——生育率进一步降低(即所谓的‘自我强化’)———难以摆脱陷阱”。为什么下一代生育数量也少，鲁茨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予了解释，一是由于社会化和社会学习的作用，父代实际生育水平或子代兄弟姐妹的数量会影响子代的理想家庭规模，子代理想家庭规模又会影响子代的实际生育水平，如此往复。二是如果夫妇预期收入能力相对于他们渴望的水平而言更高，他们对前景更乐观，会对结婚生育感到更轻松；反之，她们会怯于结婚生育。无论鲁茨等人的理论是否正确，一个事实是除了瑞典和法国，还没有哪个进入低生育水平陷阱的国家成功将生育率重新提高到1.5以上，更不用说维持人类世代更替水平。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人口变化最主要的两大趋势。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6个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人口转变的迹象，保持高生育率的国家变成地理上的孤岛，且对世界人口的影响力减弱,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3%，而且联合国预测这些国家不久也会开始人口转变。目前，世界上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有75个，越来越多的低生育率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生育水平表示不满。

放眼世界，与中国不同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他们更惧怕的不是人口多而是人口少。人口少、人口减少或生育水平低也会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人口规模不大导致国际地位不高；老龄化程度严重导致社会保障压力巨大;消费需求低下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高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等等。欧洲的生育率低下和人口老龄化已经导致欧洲国家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原有的高福利制度由于人口的快速老化也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