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談“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華文化”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並深刻闡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生動形象表達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昭示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新的內涵和時代精神。近日，我們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劉余莉，為網友深入解讀中華文化與中國夢的邏輯關系。以下是講座全文：

網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學習的題目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華文化》。我給大家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講一講文化是民族的靈魂，這個問題主要回答一下為什麼說文化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第二個問題，講一講教育是文化的生機，也就是回答一下如何才能夠實現文化復興的問題。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問題：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我們都知道，我國正在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期，怎麼樣才能實現民族復興呢？我們首先看一看歷史上一些偉人對民族復興的論述。馬丁·路德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它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於它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於它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於人們所受的教育、人們的學識、開明和品格的高下，這才是利害攸關的所在。”英國著名的道德學家斯邁爾斯也說，“哪一個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撐，就可以認定他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哪一個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誠、誠實、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

我們也都知道，習總書記在2013年11月26日參觀了曲阜之后有一個重要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也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所有的這些論述，都告訴我們，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偉大民族精神的復興。正如習總書記2014年在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體學習時講話中所強調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要有中國精神，而中國精神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前提下積極深入中華民族歷久彌心的精神世界，把長期以來我們民族形成的積極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繼承和弘揚起來。”

中國精神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概括一下的話，我們可以概括成八德，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個是朱熹提出來的。另一種八德的說法是孫中山先生所概括的，他說，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兩種“八德”，我們把重復的去掉，就留下了12個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整個《四庫全書》的精華就用這12個字就概括的淋漓盡致了，這也稱為中國精神的代表。

習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都提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比如，他說“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淵遠流長，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什麼呢？在這個講話中，習總書記也給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地創新。”這些論述都告訴我們，離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那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無從談起。

中華文化的特色是什麼呢？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有哪些獨到之處呢？有人把中華文化的特色概括為倫理文化，也就是說，如果西方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話，那麼中華文化的特點恰恰在於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如果我們能夠掌握中華文化的這個特點，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中華文化傳統文化，我們才知道應該從哪裡入手。

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我們社會的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物質文明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步，但是，我們也看到，在社會道德領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現象。比如說，貪污腐敗問題比較嚴重，食品安全問題也層出不窮，甚至還出現了環境惡化、恐怖暴力的問題。有人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認為隻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我們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在事實中，我們發現，我們確實把西方的一些先進的制度搬過來了，但是，卻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什麼意思呢？就是這些制度在西方國家能夠運用得很好，但是，一到中國，就走樣，就變味。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我們忽視了西方的制度建設所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從西方歷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它的政治制度維護的是公平正義，但是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教導的，所以教會承擔了道德教育的責任。所以，西方國家並沒有忽視道德教育，只是宗教育承擔起倫理道德教育的責任。這個道德教育的主體變成了教會而已。但是，我們很多人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忽視了西方的制度得以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誤以為隻要把制度搬過來，我們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是，恰恰相反，卻出現了很多的弊端。這就是讓我們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話，他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句話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不僅僅在中國適用，在西方也同樣適用。比如說我們看到安然公司的破產，安然公司的破產就是因為他們的高管道德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以權謀私、見利忘義，結果使五百強的企業毀於一旦。

所以，我們忽視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視制度建設的話，會有三個問題是不可以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難以防患於未然。中國古人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后，意思是說，禮儀教化，倫理道德的教育都是防患於未然，讓人根本就不去犯錯誤，而法律的制裁是等人們犯了錯誤之后給予嚴懲。

關於禮，也就是倫理道德的教育防患於未然的效果，我們可以從扁鵲三兄弟的身上看到。在《群書治要》中記載，魏文候聽說扁鵲有兩個哥哥也是醫生，他就把扁鵲請來了，向他請教。說我聽說你的兩個哥哥都是醫生，那麼，你們兄弟三人究竟誰的醫術最高明呢？扁鵲說，我的大哥醫術最高明，因為他教人養生之道，告訴你要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結果這個人怎麼樣呢？基本上不得病。我的二哥是在病人的病有了小小的征兆的時候就能發現，然后給你一些建議，他就可以不得大病。但是我二哥的名聲出不了這個病人所住的一條街，我的大哥出不了病人這一家，他的名聲隻在他們一家中知道。而我的醫術是三個兄弟中最差的，但是，我的名聲卻最大，傳遍了整個諸侯國。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病人已經病入膏肓，我要採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說鉗開他的血脈，給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最后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看了都佩服得不得了，說扁鵲這個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復生，我的名聲就傳遍了整個諸侯國。從這個故事之中讓我們體會到，為什麼現在西醫的影響超過了中醫？為什麼現在西方管理方式的影響超過了中國的管理方式？因為中國人都是習慣於防患於未然，把問題消除在萌芽階段，不是等到問題很嚴重之后才給以嚴厲的法律的懲罰。所以，法律的制裁難以防患於未然。

如果我們忽視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視法治監督機制的健全，還會出現孔老夫子所出現的“民免而無恥”的現象。孔老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什麼意思呢？就像我們現在的管理方式一樣，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法令條款、規章制度，用這個政令來引導人們，他隻要觸犯了這個政令就給他以法律的制裁。結果是什麼呢？人們因為懼怕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設法地去做壞事，逃避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自以為聰明智慧。

我們看到，近現代以來，在西方國家有一句口號說“上帝死了”，很多年輕人不再相信宗教了，認為宗教是迷信，但是，他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維護公平正義來進行制度安排的。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出現了大量的“反社會行為”。什麼叫“反社會行為”呢？就是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裡糾紛、青少年以強凌弱等等，這些行為沒有達到法律制裁的標准，但是已經對社會和諧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些問題靠嚴格的法律監督機制是沒有辦法能夠處理的、解決的。

所以，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中有這樣一句話，法律能夠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不出像孔子、墨子那樣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盜的人給予刑罰的處罰，但是培養不出像伯夷、叔齊那樣廉潔的節操，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是靠什麼所成就的呢？是靠教育所成就的。（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群書治要·淮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