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韜武略真干城

明亡於內憂外患交織的1644年，距袁黃辭世正好四十年。

進入衰末期的明王朝內有荒政失政，外有強敵侵擾，加之天災不斷，各地飢民暴動蜂起，終致二百七十多年江山毀於一旦。

其實危機早已埋於袁黃出仕的萬歷十六年之前，到崇禎不過是強支將圮之大廈而已。

一個朝代的衰亡，后世自然會找尋出各種各樣的原因，以明末而論，軍費龐大無措和御邊失策是其滅亡的直接原因，這是由於一方面剿除“流寇”要用大量錢糧，國庫空虛隻好加派於民，而貧苦百姓已多受天災，再添人禍，隻得死中求活起而造反，於是“流寇”愈剿愈多，稅餉愈加愈重，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關外后金崛起，虎踞鯨吞，步步進逼，明廷剿撫俱失，國力耗損極大。故此時縱無內憂，統一的女真部落之強大也足為明朝勁敵。

仿佛，歷史已為朱氏后人注定了無可逭逃的宿命。

然而縱觀歷史，這種命數除了“天命”的難以抗拒外，“人謀”亦非沒有使其改變走向或延緩的可能，這已為前朝一些“中興”或力挽危局的歷史片段所証明。

這就很容易引發一種假設：倘若上天再給大明配置一個張居正那樣的架海金梁，扭轉乾坤也是有可能的。只是，上天是吝嗇的，歷史是不存在假設的，或者干脆說，萬歷十年后的政治生態也是不可能產生第二個張居正的。

從另外一種角度上說，縱使萬歷荒政怠政，文官集團僵滯腐化，整個官僚體制的政治功能近乎失調，但對一個沃野千裡的龐大帝國而言，也輕易不會使“百足之虫”死而且僵的——如有強大軍隊足以給這個國家機器作支撐的話。那樣，既可以用“外戰”以轉移內部矛盾，又可以對內實施“白色恐怖”，以收到強制“安定”的效果。

只是當時的明軍內同樣問題多多，隱患重重：將帥貪酷無謀，兵備不良，兵餉不足，軍心不肅，真需要“保家衛國”時，戰斗力便可想而知了。

而這一切仿佛在被二百年太平景象所遮蔽，或者人們根本無法想像龐大的帝國在面臨坍塌，所以朝堂之上猶忙於君臣間宗法纏斗，大臣們多為私謀而爭權奪勢，並未將漸漸形成氣候的關外“韃虜”視作心腹大患。

——危局，就這樣筑成了。

實則明眼人此前早已看出潛伏的危機，並發出警示，這其中就有被稱為具“宰相之才”的寶坻知縣袁黃。

作為有著一顆熾熱愛國心的袁黃，遠在張居正當國之前，早已看出危機的埋伏，便日夜潛心於軍國事務。《寶坻政書》載袁黃自述說：“二十年來逢人下問，遇事遍咨，頗盡苦心。”自然，那時尚為“布衣”的袁黃是報國無門的，俟后做了寶坻知縣，一個七品地方官員也無由僣越上書或所見真能得到當國者的認同，但畢竟此時已是體制中人，遇機緣時已可發表自己的見解，於是他便在上峰征求救時之策時，將歷年“目睹時艱，細籌國事”且“久欲獻於當道”的多項議策奉上。

袁黃的策論集中在《寶坻政書•邊防書》的“倭防初議”、“倭防二議”、“邊關十議”和“閱視八議”等數萬字長文中。

他的軍事思想是全方位的——

首先表現在防邊的戰略上：

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久為中原政權之患，匈奴、契丹、蒙古、女真都曾為中原漢政權之勁敵或為之覆滅。明滅元之初，蒙古殘余遠避大漠，暫時不復成患，恢復元氣后不斷南下侵擾，至隆慶五年方基本解除。明中期后，由於海防鬆馳等原因，倭寇侵擾日益猖獗，后期關外女真崛起，漸成強勢。從總體上看，倭寇屬烏合之眾（既使有組織及攻守術略），雖不時跨海來襲，也隻為金帛財物，無心也無力侵佔中華，而女真卻羽翼漸豐，且志在中原，誠為明政權的心腹之患。

在袁黃所處的時代，北方少數民族大小部落有二百余枝，各部落間基本還呈散沙狀。當時這些“韃虜”所以“臣伏”者，在於明朝對之久施撫賞羈縻，與明朝的關系也多為賞厚則恭順、不如意則可能生“索擾”，然尚非完全敵對狀態。雖然一些部落頭領偶呈桀驁不馴，但俱無爭天下之才志，不足以對明政權構成真正威脅。這時的時勢，有如《蒙古秘史》中“筷子”的比喻：當潛在的敵手只是一根筷子而不是一束筷子的時候，無疑是易於折斷之時，因之在其未聚合一氣的萬歷初年，對之分化瓦解最為上策。相反，倘在其聚合成束時卻仍茫然無視，那就有可能成為致命的戰略性失誤。

實際上，這也是成吉思汗預演過的歷史故智。

可悲的是，明廷犯了這樣的錯誤。

難得的是，袁黃在此時提出了這樣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