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韜武略真干城【4】

其四是充分利用地利。袁黃所處的時代，明廷已沒有漢武帝時有絕對實力去驅滅“強虜”，且關外之敵多採取分股入關侵擾，因此從軍事上說，不得不處防衛態勢的明軍對地理的利用就顯得更為重要。

充分利用地形地勢等自然資源，本為歷代兵家所重，明雖有國初加修並年年補修的長城，但由於防衛體系不健全和缺少戰略縱深防護，徒有堅城，遠未可恃之安枕。事實上，從秦筑城后，塞外“胡虜”亦多有乘隙或繞道侵入內地者。明前期蒙古侵擾和中后期清兵多次入關，大都是潰長城而入，因此，薊、昌兩鎮防邊時還需修復口外之險，設“地網”“水櫃”和關口，輔以完整戰略防御體系，對長城進行協防，這就是袁黃告誡的古來兵家“不守險而守險之外”的深意所在。為觀察地形，青年時代的袁黃曾遠赴關內外，察看“韃虜”集結和進軍侵擾路線，找尋防敵克敵之法。結合關內外地勢，袁黃提出遠、近和內地不同形式的防御策略：

遠地指關外敵境，防御之法一可於要路用掘坎注水成湖，阻敵騎通過﹔二為燒荒於數百裡外，使敵騎無草可食﹔三是下毒於敵必經水澤和草地，使人飲水即死，馬食草即斃。袁黃引嘉靖時郭登守大同曾成功下毒阻敵為例，說明以毒制敵，為古今中外兵家之常法，“使敵識毒而不來，亦為上策。”

近關處則修山水之險。袁黃指出，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敵敢於冒險來犯，正因我未加利用，防御無方。而山水之用，足可為我阻敵之利器。兩山狹處則修隘，葫蘆谷處可因之斷其前后出路，多設滾木雷石﹔中間之山低則使之增高，平坦之處則斷而成崖﹔無山處或開大澤，或引水設險，明架橋，暗設坑板。夏秋水大，使胡馬不行﹔冬則以水淋城，積冰為山。重重險阻之設，使敵無路可行，不來則已，來則必被所殲。

內地修險。境內為己方屬地，敵侵入內地來往有較固定路徑，我方當熟知地理，於敵可入可出之處勘明，利用地形對之堵截夾擊，或襲其營防，或用水灌其屯地。在未開渠沒險處，仿效古代井田法，做出溝洫，無事教軍耕作，敵來藉水成圍，不僅使敵騎無可馳騁，還可借此開發邊地，延伸戰略防御空間，可為“萬世防虜之計”。

此外，袁黃還主張於敵通過之處多種樹木以阻敵。建議每名邊軍種樹百棵，且所種樹木要縱橫曲直，使之長成后樹干橫七豎八，形成天然屏障，使敵騎不得通過，我方得金湯之固。

從這些防御設想上看，深得兵家因地制敵之要，也完全具有實施的客觀可能。

其五是制定針對性的戰術。兵法所謂知己知彼 ，正在於對敵我雙方的了解，方能制定出利於己方的攻守之策，以己之長克敵之短。袁黃曾多次身臨海上近距離觀察抗倭海戰，也曾親見倭寇和“韃虜”攻城和與明軍陸戰，對敵軍情及戰法優劣了解極為詳盡。在“防倭二議”中，袁黃正是根據雙方軍士素質、器械、陣法、軍供及缺陷等，提出針對二寇不同的戰術思路。

在海戰方面：明軍抗倭於海上，敗多勝少，在袁黃看來，首先在於倭寇利用了海上的風潮條件：敵來犯時，我方逆風逆潮而迎，於戰不利﹔追擊時敵借潮而逃，我愈追愈遠，難有戰果。故需對海潮、海風規律深入了解，巧加利用，方可對敵。其中尤以船工舵技最為緊要，要隨海波而搶上風，之后或用火攻，或揚灰迷敵眼目，或以船大撞擊敵船，掌握戰場主動，方可奠定勝勢。袁黃還建議：船隊於波濤洶涌的海上應有易識的標識，日則相互瞭望，夜則觀火響應，以便相互接應，協同作戰。平時更應勤加操練，使兵士對行船器械及各種戰法都能熟練掌握。於戰時振奮軍心，賞罰分明，以高昂的斗志和嚴明的軍紀必能制敵於海上。

袁黃還不避嫌忌地提醒朝廷：當今軍中諸將，並無精於統兵海戰之人。這也是出於對明軍中將帥才能所素知，顯示了“知己”的一面。其深意更在於，提示當國者在選將及制定對敵策略時，應將此作為重要因素考量在內。

陸戰之敵有二：東南沿海為上岸之倭寇，東北則為大股侵入內地之“韃虜”。經深入觀察二敵的同異優劣，袁黃提出針對性不同的戰略戰術。以陣法論，“韃虜”善排三角型大陣，我方需應以深溝大塹為宜。北敵又常依多為勝，使用優勢騎兵以推山倒海之勢進襲，我方則應廣布車陣以阻敵騎。敵騎陣中最厚實處多為所帶女眷喬裝，我火炮攻之則全軍最易潰散。北敵來襲，多自帶干糧，雖搶劫糧草亦難持久，故往往可堅守以困敵。敵騎扎營多擇平闊有水之處，易於測斷，且對食水防備心不強，可擇機下毒或進襲。北敵兵器落后，我軍立地持火器而待，彼即不敢前來，且素懼強凌弱，故我應多樹威勢，以震懾退之。

較比之北敵，倭寇更為狡黠，戰術也更靈活。倭善排蝴蝶陣，變幻不定。行軍多按一字長蛇陣，綿延數十裡不絕。人數多為小股，搶糧而食，故可盤旋時久。對陣時喜跳躍誘敵，待對方弓箭火器發射后突然襲擊。不論對陣還是進行搶劫，俱設埋伏，且戒備心極強，於駐處和飲食都極為謹慎，不可用下毒等法。但其弱點在於搶虜后必酒色酣睡，乘夜劫營常能勝之。其弓立地而發，力弱易避。陣前必待我動而后動，往往能乘勝長驅直入，故我應待敵而動，多用火器近距離殲滅之。

袁黃總結二敵的共同之處為：戰術上全能聲東擊西，欲進示退以欺敵﹔平時善於施小惠於邊民進行拉攏，厚待漢人工匠等有技能之人為其所用﹔均使用內地人作向導和細作，故敵方對內地路徑和地情極為熟知。這些都是朝廷制定方略時，應曉知而制定針對性防御。

除了上述謀策處，袁黃還對戰陣、用間（諜）、撫賞、馬政、兵車、器械等多個方面提出自己的見解。其中尤以使用火器與冷兵器組合梯次進攻、兵車與步騎協同作戰有獨到之處。其中一些見解是在研究岳飛、戚繼光、於大猷等名將治軍經驗與實用戰術基礎上進行的改進，更為合理實用。

運用豐富軍事知識，汲取前人經驗教訓，結合客觀實際，採用先進軍事武器，創造出最切合實際的靈活戰略戰術，這是袁黃軍事思想的精髓，也是留與后人的財富。

《政書》沒有記載袁黃建策上報后的結果，但后來的事實証明一定未得到真正重視而被採納。

再好的建議，再高明的謀略，都被明廷和高官們“葉公好龍”了。時代辜負了袁黃的用心、才華和卓見，歷史也走向了一個與他意願相悖的方向……

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隻出產遺憾和教訓，這種教訓能為后人汲取，便可升成為高端智慧，這種智慧能理性運用，便可人定勝天。

——1644，本不應是大明亡國的年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