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韜武略真干城【2】

據《政書》載，此時袁黃已看出，朝廷對少數民族部落首領的籠絡已無法滿足其難填的欲壑和膨脹的野心，這些具有虎狼之性的“韃虜”較之於搶了就走的倭寇更有可能危及大明江山，應高度戒備其坐大。而此時從“體制”上最應戒備的還在於：明初立國時“分夷為三衛”的格局已漸趨歸一。以軍事家的袁黃看來，“舉三衛夷人而盡屬強虜”、“以萬裡之邊疆而皆屬一夷之鈴轄”，這是何等之危險啊？因之，目光如炬的袁黃疾呼：“堂堂中華，曾無一人早見而預之者！”

這是振聾發聵的鐘呂之聲。

無疑，這是結合時態給出的最具遠見的戰略警示。

在袁黃所獻謀略中，還給出預防具體方法，可使這一戰略落實到戰術操作的層面。就“分夷”而論，袁黃提出應乘“夷酋”間矛盾，行反間計，對地位次要首領進行拉攏分化，達至“以敵制敵”的牽制目的。再從體制上將其部落“分而治之”，使其權力和地盤“愈分愈小”。如此，雖有數百萬之眾亦不足為患。

不幸的是，袁黃遇到的是明廷這個消音器，歷史也朝著袁黃擔憂的方向發展下去。沒過太久，“韃虜”中出類拔萃的努爾哈赤便統一了女真各部，又降伏蒙古各部落，幾十年后，大明朝終被努爾哈赤的繼任者建立的清朝所取代，又過了近三百年，孫中山才實現朱元璋早年“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目標。

令后世許多漢人心有不甘的是：即使女真聚合成團，隻憑數萬或十余萬以金戈鐵馬而非火器為主的八旗兵，也是不足以恣意馳騁中原的。畢竟，努爾哈赤的大本營遠在寧宮塔，建州與北京、與中原還有上千裡地理縱深，有著數十座城池和山山水水阻隔，有著數以萬計十萬計的明軍在據守著一道道雄關堅城……

而這一切，竟然沒能阻擋一個馬背民族的進攻。

——大明王朝是在擊敗了歷史上最強大游牧民族政權才建立的，本有足夠時間和資格來審視、來汲取前代的教訓並制定出對策，遺憾的是，萬歷年間當國者缺少袁黃的雄才大略與憂患意識，失去了剪除（“降解”及削弱）隱患、鞏固國本的時機。

正所謂機不可失，戰略上的失宜使大明政權隻得直面強大敵手，隻能用此時並不精銳的軍隊疲於應對了。

袁黃的清醒，還在於他對明軍認識的透徹。

在袁黃看來，對外固防固然是頭等大事，而對內——整頓積弊已深的軍隊同樣是急務，因為他深知，這時朝廷的上百萬軍兵實際是一支戰斗力低下的隊伍。

首先是軍費：財政是國家行政運轉的支撐，當時明廷全年財政收入隻有三百萬兩白銀，而薊、昌兩鎮軍費的支出就接近二百萬兩，佔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另外八家邊鎮和內地軍兵同樣是要支餉的，財力的吃緊顯而易見。況且，戰時的經費又需大幅增加。因此，軍費就成了明政權第一大難題，直接關系到國家大局和社稷安危。

那麼，有解決的辦法嗎？

去餉或減餉，路人皆知那是不可能的。用袁黃的話說，“無餉是無兵也！”即不開餉的軍隊就不再是軍隊，甚至可能比佔山的草寇都不如。減餉會極大影響軍隊戰斗力，同樣為智者所不取。可繼續按照這樣巨大數額開支下去，又無異是在“坐而自盡”。局勢似乎山窮水復，已成死結，可在早已深謀遠慮的袁黃看來，兵費不僅要開，甚至還應使各軍鎮有所余裕，方可備不時之需。這樣一來，便涉及到了難題的核心：錢從何來呢？

可貴的正是，袁黃給出了節流開源的“藥方”。

袁黃曾親身參與點驗營伍兵士，尤其對直接防衛關外“韃虜”的薊、昌二鎮兵情洞察入微，對軍餉被冒領、邊將中飽私囊的貪腐情弊了然於胸。所以對治的第一步就是革除“虛費”：核實兵丁，從人頭數上杜絕虛支冒領——矛頭直指邊關將領們貪污餉銀的要穴。第二步是對軍事工程修建進行整治，採取措施杜絕兵丁服役中以少充多套領工役費現象，同時嚴懲監工在工程中刁難勒索，減少因之而濫生的靡費。其三是調整兵士“定籍”之法，裁汰軍中老弱病殘等不能“荷戈”之弱卒，以省“有限之財”，使軍旅更為精壯。同時輔助措施還有：減少軍中冗員，降低軍官及身邊侍從指數﹔核減軍中不必要的馬騾，改京師一帶寄養馬制為馬戶出銀助軍制﹔將不適應北方氣候的南兵放回，用團練鄉兵作為補充等。倘這些弊病得除，自可節省大筆軍費。

第二步便是開源。袁黃結合古來治軍之法提出，養軍之道並無“奇謀異策”，隻恢復國初屯田納銀之法即可。且在廣有宜耕荒地的薊、昌兩鎮防地，實為最佳方案。以薊鎮為例，袁黃提出可在實有四萬兵士基礎上募至十萬，挑檢后以二分守衛，八分屯田，並將屯田兵隸屬關系由軍方統管調至地方管理，明確“計人授田”以生利，且為屯田者的常業，使軍兵在衛國的同時亦為保家，以增加其個人收益和勞作積極性。依此屯田法，薊鎮全年收入抵除各項開支后，朝廷隻需補供六十余萬餉銀即可。那樣，兵額增加一倍有余，而全年兵餉卻減少九十余萬兩，減少額度高達百分之六七十，其“利害迥別”不言自明。此法如推之各鎮，國家財政壓力必將大為減輕，明末朝廷手中無餉無兵的窘況自會得到根本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