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和思路

第一節 重大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站在新發展階段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以更高境界、更大格局、更寬視野把握“十三五”中國經濟的戰略方向，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推動中國經濟邁上更高台階，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偉大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一、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歷史背景分析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但隨著人口紅利衰減、“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累積、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等一系列內因與外因的作用，經濟發展正進入“新常態”。

1.已成為經濟大國，正站在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新起點上

1978年，我國GDP隻有1482億美元，居世界第十位。2014年我國GDP初步核算為63.6萬億元，合計達到10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3.3%。東部沿海一些省市的經濟總量或人均GDP已接近或超過世界上一些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到2014年年底，我國鋼、煤、水泥、棉布等20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基本確立。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增長奇跡”，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這是經濟進入新階段的重要特征。我國已是一個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經濟規模大並不代表國際競爭力強。站在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的歷史新起點上，我們應當更加重視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質量提升，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競爭力，才能真正實現經濟強國的偉大目標。

2.“劉易斯轉折點”加速到來，要素資源約束加劇

在發展中國家中普遍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在剩余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即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同時工資還不會上漲。直到有一天，工業化把剩余勞動力都吸納干淨了，這個時候若要繼續吸納剩余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部門，這個臨界點就叫做“劉易斯轉折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就是人口紅利的持續釋放。由於生產成本和國內勞動力工資低，制造業企業紛紛離岸外包到中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比較優勢正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在不斷衰減。統計數據表明，2012年，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比上年年末減少345萬人。與此同時，老年人口的比重繼續攀升，60周歲及以上人口19390萬人，佔總人口的14.3%，比上年年末提高0.59個百分點。2013年16—59歲的勞動力資源數量減少了244萬人。中國人口紅利拐點的出現，至少會帶來三大后果：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逐步減弱﹔二是由於老齡人口增加，人口撫養比提高，儲蓄率將會下降，推高資金成本﹔三是勞動力人口總量減少，帶來“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現象。這三大后果直接導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降低。從本質上講，“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就意味著傳統人口紅利的消失。此外，要素資源的供給約束日益加劇，過去三十多年，我國過度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使得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據統計，目前我國淡水、一次能源、鋼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屬等五類主要資源的平均消耗強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約90%，是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石油、鐵礦石、銅精礦、鋁土礦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均超過50%，進口壓力不斷增大。可以說，要素的邊際供給增量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這也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一個新的平穩增長區間。

3.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以“國民人均收入水平”來劃分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階段，是經濟學界的一種重要分析方法。按照世界銀行2008年提出的最新劃分標准，世界上的國家可以劃分為“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四種類型。人均國民收入低於975美元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和地區，中等收入國家的標准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間，在這個當中還分了兩個小組：一個是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在976美元到3855美元之間，另一個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在385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間。從中國經濟的實踐看，2014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7000美元，2015年估計能達到78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正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從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歷看，這些國家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由於多數國家在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的過程中，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從低收入經濟體發展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模式和方法，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所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突破高收入的下限，導致這些國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馬來西亞，1980年，它的人均國民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序是第84位，到2009年排序依然為第89位，20年間基本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在擺脫貧困時，往往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容易忽視技術進步、結構優化，以致出現經濟與社會、城鄉、地區、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失衡和分配不公，結果出現社會危機或經濟負增長、失業率提高、收入差距擴大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就是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之后，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進行制度變遷和政策轉化，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那就可能出現增長停滯，導致經濟和社會問題叢生。此外，在低收入經濟體和高收入經濟體的兩面夾擊下，中等收入經濟體極易被擠出國際分工體系，這種外部環境的惡化也會加劇經濟增長的困境。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上，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依靠改革破除了制約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和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釋放了潛在的制度紅利，從而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回顧改革歷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給黨和國家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給事業前進增添強大動力。但也得承認，盡管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並沒有徹底完成，很多地方還不到位。以新型城鎮化為核心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投融資體制等領域的配套改革還處於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此外，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仍然較多，行政性審批方式在資源配置方面還佔據很大地位。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政府職能需要重新定位和調整，需要理順體制機制，實現行政流程再造等等。全面深化改革就必定要觸動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在改革起步階段，由於改革帶有“普惠式”，改革普遍受益，改革的深層次問題往往不會凸顯出來，改革阻力較小，改革共識較為容易達成。新一輪改革已經越過了“帕累托改進”階段，當時那些繞過去的和放在一邊的矛盾和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隨著改革推進而成為繞不過去的“攔路虎”。今天，這些累積的矛盾和問題，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躲不開也繞不過。換句話說，經濟新常態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進入攻堅階段，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縱深性在不斷加強。

5.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全球治理進入新階段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世界經濟增長已經經歷過了兩次探底。各個經濟體增速分化加劇，政治、經濟、地緣等各種因素相互交織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加深，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當前，世界經濟仍將面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復蘇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較小，使得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更加復雜。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關系復雜變化，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經濟分化嚴重。首先，發達國家多陷入“日本病”。主要表現為：一是進入流動性陷阱﹔二是深陷債務危機﹔三是人口老齡化。其次，新興經濟體集體進入調整期。一些國家出現了資金外流、通貨膨脹、經濟增速回落的現象。俄羅斯、巴西等過度依賴資源能源價格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明顯下降。印度盡管受國際貿易影響幅度較小，但其脆弱的金融體系在國際資金外逃情況下受到嚴重沖擊。從整體上看，這可能會使全球競爭更加激烈，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使得對中國外貿增長形成新的巨大壓力。而從全球治理體系看，圍繞全球治理體系的競爭日趨激烈，各國都在加快調整發展模式，重塑和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紛紛試圖搶佔經濟制高點和全球話語權。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TTIP）為代表的“兩洋戰略”區域合作談判，對我國提出高標准，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