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轉變思路，從需求管理為主到供給管理為主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准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一、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主要是需求側管理
供給與需求，是市場經濟的一對矛盾統一體，兩者互為表裡，同生並存。理論上講，在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既重視供給側，也要重視需求側。但就某一個特定的階段而言，由於要素稟賦不一、外部環境條件不一、施政目標不一，宏觀經濟管理上往往需要選擇著重在供給側發力還是在需求側發力。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總體而言是以需求側管理為主的。
需求側管理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凱恩斯理論中的的國民收入均衡分析。簡言之，凱恩斯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源於投資、消費與淨出口這“三駕馬車”的拉動，用公式表示為：
Y=C+I+G+NX
其中，Y代表總產出，C是消費，I是投資，G是政府支出，NX是淨出口。
當經濟出現下滑時，需求側理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因此對策就是千方百計地提高有效需求。在政策層面，需求側管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其中，貨幣政策側重於總量調節，財政政策側重於結構調整。依情況不同，共有緊財政—緊貨幣、緊財政—鬆貨幣、鬆財政—緊貨幣、鬆財政—鬆貨幣四種政策組合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同時，十分重視需求管理。比如，改革開放之初，在沿海一帶主要依靠“三來一補”，借力的是海外需求。在國內，由於基礎設施匱乏，長期依靠的是以政府投資為主進行的數輪基礎設施建設。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后，先后都採用了“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搭配。多年以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拉動經濟增長均主要在投資與出口兩個方向上用力。可以這樣說，需求側管理已成為過去一個時期我國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中使用得最多、最為得心應手的方法。
需求側管理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曾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1998年看，我國率先走出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從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形勢看，我國也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復蘇，並帶動了其他國家經濟恢復。到2014年，我國GDP總量已達到67萬億，穩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我國的城市建設、基礎設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需求側管理對於中國經濟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功不可沒。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需求側管理所產生的副作用正日漸明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歐洲經濟一蹶不振，外需一路下滑，已不能對中國經濟形成重要支撐。由於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中國經濟也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從此前的兩位數下降為一位數。進入2015年以來，經濟下行的基本態勢不變，各類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如GDP、CPI、PPI等，連續多月低迷。整體上看，我國經濟出現了“四降一升”的狀況，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為保持經濟穩定，政府先后通過加大投資、降息降准等，試圖穩住經濟下行的態勢，但較之從前，以需求側為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日益下降，相反，為此付出的代價則越發明顯。進入“三期疊加”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解決之道在於結構性改革。我國必須適時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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