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謝謝張教授。我們也看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五大重點任務，完成好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和去杠杆。要求在戰略上堅持穩中求進，在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請王教授給我們分析一下，五大重點任務應該怎樣理解？其關鍵點是什麼？
王小廣：這五個任務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比較突出的制約我們發展的一些結構性問題。現在有些人解釋說，解決這些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這個理解不太對的，問題是問題，解決的手段是手段，結構性改革是手段，是解決問題的一種關鍵性舉措，不能搞混淆了。
我們是通過改革來去庫存，通過結構性的改革去庫存，庫存是問題，我們不能說去庫存就是結構性改革，過去是不是去庫存也是結構性改革呢？包括周期性調整也是改革呢？不是。周期性的調整，讓企業通過與市場的適應，就可以解決了，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周期問題，現在中央一個重大的判斷，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因素導致的問題，不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我理解中央提出2016年要著力解決的五大任務，不僅是當年的任務，而且實際上是今后一段時間，甚至“十三五”的一個很長時間內我們都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來推動這五個任務完成。不能說五大任務是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五個任務可以是一般的結構調整措施來推進，可以進行常規的市場調節來推進，但現在不行，這些常規的措施效率遞減，因為根本的障礙在體制或在供給側體制性障礙，必須通過改革隻能解決。
具體講到去產能，去產能就是要抓關鍵行業，現在我們重點抓的是煤炭、鋼鐵，有人提出以煤炭、鋼鐵為中心，因為這兩個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最突出，面臨的困難最大。煤炭、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的實質是結構性和體制性的矛盾的長期累積，所以，僅靠市場，僅靠一般的結構調整，是難以根本解決的，必須靠結構性改革，結構調整+供給側改革，雙推動，才能見實效。最近國務院就提出來一個2016年要減少一億噸的粗鋼的產能的目標，辦法要靠改革和結構調整，共同推進。
去庫存主要是講去房地產的庫存。但是房地產的問題比較復雜，我個人認為，它既有當前運行的增量和未來庫存，同時還有更多的存量庫存。所以，它成為我們現在穩定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它必須用住房制度的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長遠的辦法來解決，也不是一時的刺激政策來緩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的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深化住房體制改革，建設新的住房供應體系，包括租售並舉，來解決房地產庫存問題，這就是雙推動，即改革和結構調整結合，共同解決這一巨大的庫存問題，出優惠政策緩解庫存壓力不能過頭，而且明顯只是一種常規的、短期的辦法。
其他幾個問題也是一樣的，降低成本，我們的金融成本的問題，不僅僅是由於經濟調整之后，利率有一個上升的趨勢。更重要的，它是我們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上，是金融強壟斷性和管制帶來的，如存在利率市場化程度低、銀行准入障礙、金融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特別是資本市場發展成為我們的一個短板，必須通過金融結構調整和體制的創新，來真正降低融資成本。當然我們降低企業成本還可以在減稅減費上進行，這與供給學派有某些相似之處。
補短板是我們一個長期的工作，我們短板很多。五中全會也講了，我看有三個發展理念主要是圍繞補短板而提出的，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共享發展，它實際上主要是起著補短板的作用。這個補短板在整個“十三五”期間都是特別強調的。因為這個短板補齊了以后，你才能夠實現我們全面建成小康這個“全面”，包括七千萬的貧困。補短板，不是2016年一年的工作，是十三五的全程工作。
主持人：謝謝王教授為我們分析五大重點任務。我們看到很多網友對去產能這個問題還是非常感興趣。而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去產能這個任務放在五大重點任務之首。請張教授給我們分析一下能否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對這一問題的政策體系和解決之道幫我們做一下進一步的分析？
張佔斌：現在有大量的產能過剩，是困擾我們經濟發展的一個難題，這個問題有歷史原因，很多年以前，中國是短缺經濟，很多企業可以放開膀子干，大干快上。經過這麼多年，30多年的高速發展、高速增長，市場在發生變化。一個很重大的變化，就是有些行業、有些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比如剛才我們講到的鋼鐵、煤炭，包括水泥等等。現在所有這些產能過剩的產業或者行業都較為困難，有的可能是全行業的虧損，而且涉及到很多的就業人員。如何化產能，對我們下一步經濟發展十分重要。這個問題要不解決，中國的新經濟也成長不起來。也是希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速結構調整，努力化解我們的產能過剩。
現在看，產能過剩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確實這個產能已經很落后了，這樣的產能我們應抓緊加快淘汰解決。還有一種就是它在我們這個經濟發展區段可能過剩了，但是可能在中亞的一些國家，一些非洲國家，它非常需要。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對產業需求也有不同，就像我們現在讀書一樣，比如我們中國現在已經讀到了研究生階段了，但是非洲可能剛上高中或者初中，有些產能還是需要的。像這種產能要通過國際產能合作，適當的市場經濟的辦法轉移出去。
剛才講的這兩個方面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實現。比如說，有些產能要淘汰掉，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改革政策，現在每關閉一座鋼爐可能都伴隨著淚水。因為這和很多人多少年的心血是連在一起的。但是，中國經濟走到今天，不破解這個難題又不行。所以，國家要在這些領域有一些配套政策，社會保障、養老、再就業跟得上。這樣才能有序解決這些問題。否則簡單地去庫存、去產能，可能會導致大量的失業，這也不符合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方向。這個本身是需要一些改革配套措施的，這種改革配套也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新要求。另外，我們把這些產能通過國際合作轉移出去，也是需要有一些改革措施配套跟上的，一些重大的制度性變遷跟上，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能在“十三五”時期，這個問題取得扎扎實實的進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關鍵性的進展、關鍵性的成效，對於我們長遠經濟來講，打好這麼一個好的基礎，極為關鍵。
主持人：謝謝張教授的分析。這本書第四章怎麼做當中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支柱。這五大政策支柱就是宏觀政策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請王教授詳細給我們介紹一下這些政策的要點在什麼地方？
王小廣：我覺得這五個政策支柱是在中央財政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第一次提出來的。在這之前，我們知道都是講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支柱，三大支柱也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這三句話。現在加了兩條，一個是產業政策要穩，另一個是改革政策要實，這兩部分是什麼關系？
我覺得要做一點分析，就是前三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政策的一個基本定調、基本取向，主要是創造一個寬鬆和穩定的政策環境，我把它叫做基本政策定位，也就是前三條，宏觀、微觀和社會，這三個是構成整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基本政策取向。一開始執政的時候已經定下了，這三年我們就這麼干的。你講這個內涵是什麼，微觀政策為什麼要活，活指是什麼？就是活力，通過政府改革，特別是簡政放權、搞商事制度改革，鼓勵雙創，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就是改革促發展，這就是微觀政策要活的內涵。宏觀政策有沒有改革呢？宏觀政策要穩，但是要改革，我們叫做宏觀調控創新，思路和方式的創新，也是一種改革。社會政策要托底，我們強調要兜底，要守住發展的底線，社會的底線，即底線思維。這是新一屆中央執政的第一階段政策，也是“十二五”的后三年所採取的基本政策。
到了“十三五”，就是2016年開始，正好到2020年，這麼五年。“十三五”在保持這三大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我們還要做什麼，必須要做什麼，關鍵要做什麼，才能真正實現兩個中高的目標。我認為，僅有基本政策是不夠的，我們的難處是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突出，制約了新動力的形成，必須著力解決這些矛盾，要解決這些矛盾的手段就是靠產業政策，靠改革，因此，提出的產業政策要准和改革政策要實的兩個新要求，新政策，我把它叫做關鍵性政策或戰略性政策。這兩個政策結合就構成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政策要准，解決是結構轉型升級問題，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提高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水平，促進其從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級，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同時，要補短板，補農業、生態、社會等短板，實現農業現代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而要實現結構轉型升級，提高產業競爭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革，就是落實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產業政策+改革措施就是結構改革。所以，現在的總體政策，由兩部分構成，即基本政策+結構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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