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佔斌、王小廣做客人民網理論頻道視頻訪談 （黃策輿 攝）
主持人：謝謝王教授給我們作的解讀。其實談到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很多人會和西方的一些供給學派去做一些對比。包括像美國的裡根經濟學和英國的撒切爾主義，很多人就說，中央提出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西方所謂的供給經濟學之間有沒有一種聯系在裡面？我們和他們有關系嗎？
王小廣：我認為，現在世界都是互相借鑒的，有聯系也就是講為我所用，就是你對我的參考、啟示作用，我認為這是完全有必要的。我們要肯定兩者是有一定關系的。特別是供給側改革或結構改革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提出來以后，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這一點。當時的美國，它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生產率下降，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美國的生產率增速下降到1.5%以下，美國常規的情況下生產率增速是3%，下降到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供給問題，就是供給不足，導致通貨膨脹。裡根上任以后採取了兩條措施，一個是放鬆管制，放鬆包括價格和其他的各種政府管制，把這個牆拆掉，這與我們有相似之處。還有減稅，降低企業稅收，讓企業增加積累，有積極性投資，我覺得供給供給學派在這兩個方面對我們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包括英國搞有些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中國叫民營化，這都有啟示作用。
我還想表達的是，中國這個結構性改革和當時的歐美有些關系的，但是主要反映我們自身發展的要求。第一條，為什麼中國要搞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種改革和發展共識，隻有對體制進行改革，才能創新，才能從長遠解決問題。90年代以來，包括一些國際組織IMF，它認為很多國家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它出了問題，很大一部分就是制度結構上有一些缺陷。特別是最典型的就是亞洲金融危機，像泰國、韓國，他們要請求金融方面的援助，但是你為什麼發生這種金融危機，甚至早一點1994年墨西哥的問題，都是因為在金融體制上面有缺陷，在財政上有缺陷，所以要求搞結構性改革。中國的結構性改革第一條是適應了這個發展的大趨勢，國際的發展大趨勢，它也是一種共同語言、共同認識。甚至在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歐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顯示其金融、財政體制存在結構性陷阱。所以結構性改革是一種全球趨勢和內在要求，發達的市場經濟或改革后的轉軌經濟、發展中經濟特別是新興發展的經濟體，都存在結構性難題，都存在體制性陷阱，因此，國際主要機構和專家都建議，要加快結構性改革。我們也是適應這種情況，我們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作為轉型的國家，作為現在處在中等發達水平向中高端邁進的時候，我們面臨的難題，也是結構性的，即體制的結構性問題。當然還有我們本身的經濟結構問題。這樣一個混合，就導致了我們要呼應這個結構性改革潮流。這是第一層意思，是世界上共識和共同的戰略選擇。
第二層意思，中國經濟從2008年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金，現在接近8000美金左右。這個水平再往上去不是很容易的，你要保持中高速，我們有潛力，但是我們有許多約束和困難。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一個動力轉換，沒有這個新的動力的形成，我們就難以前進，當前經濟為什麼困難，就是因為處於新舊動力的轉換的過渡期，新的東西還是比較弱，舊的東西還是慢慢在減弱。這樣，經濟面臨一個很強的下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培育新動力來解決我們的結構性的難題。我們一直在推，但是好像遇到了很大困難。這個困難最終根本的，我們認為還是體制性的障礙、制度性的障礙。我們的潛力很大，有回旋余地，針對我們重大的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加快結構性改革，核心是培育新動力，把我們的經濟從中低端向中高端推進，從而保持中高速。這兩個目標是關聯的。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進器，是培育新動力的關鍵因素。
主持人：謝謝小廣教授跟我們講什麼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接下來想請教張教授，我們知道，王教授跟我們講，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是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創舉。同時也是面臨著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的法寶。請張教授跟我們聊一聊，究竟要從哪些方面或者哪些領域來准確地把握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張佔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這幾年社會上熱議的一個詞。我們理解，從中國經濟的變化看，有很多重大的趨勢性特征已經出現了。一個就是經濟增長由過去的高速增長已經轉到了中高速增長階段，發展方式也開始從過去的粗放的“跑馬佔荒”式的向“精耕細作”集約方向轉化，產業結構也由過去的中低端水平開始向中高端攀升，經濟增長動力也由過去的偏重要素和投資驅動開始向創新驅動轉化。從資源配置上看，也由過去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開始向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轉化。從經濟利益福祉來看，由過去的先好先富型，向包容共享轉換。這些重大趨勢性特征，對於中國的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理解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大的舉措，也是一個創舉。希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破解我們的矛盾，破解我們的困境，引領中國經濟積極向前走。
從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方面來講，我理解企業、政府和社會這三方面都有它應當改革的余地。比如從企業角度講，它要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就是說如何在提供供給能力和水平上作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你的能力和水平提不上，你可能慢慢就要退出這個市場，退出江湖。逼著企業家要提高產品質量，提高服務質量。作為社會來講，可能更多的要強調創造一個好的市場環境，包括社會信用等等。有一個好的市場經濟氛圍，讓我們更多的企業家能夠去創造，能夠有更大的熱情去投資。從政府來講，更多的就是要強調改革的重要，或者說重大的制度性的突破和創新，來破解對於各種要素的壓抑，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從具體的領域來看，我們這本書裡面講到了，破解重要要素的壓抑是主戰場。比如，人口政策要調整，一對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這也是針對中國進入老齡社會以后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人口紅利減退提出的針對性政策。包括講到戶籍制度改革，實際上也是想通過加快城鎮化步伐，來破解一些制度性的障礙。另外，也講到了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城鄉土地制度改革，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這裡面可能會釋放出天量級的活力和動力，這個工作還要逐漸推進。另外，金融體制要改革，要通過金融體制的改革，破除金融壓抑，使我們金融市場更加活躍、更加穩健，更加能抗風險。現在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功課要做，還有很多欠帳要補。這應當說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兩年金融市場波動很大，也提出了很大的警示，需要高度警惕這方面的風險。另外，要通過創新驅動的戰略，開辟更大的供給空間，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解放生產力。另外，還要通過簡政放權、政府改革，把更多的積極性讓給地方、讓給企業，政府少管、少干預，破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礙，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高我們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另外，涉及到社會的整個服務體系建設也要加強，特別是推進配套的改革，有關領域的制度性創新都需要加強。這幾個角度講，我理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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