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必須賦予最高決策者更大權力

編者按：“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制度有不能更易的根本制度，也有順應時代需要，滿足國家治理特殊要求的階段性制度安排。制度設計的重點是規范權力關系與權力運行。本文作者針對轉型中國的特殊要求，對權力運行特征和實際需要作了深入分析，強調法治的核心和要義是約束權力，避免公權力濫用，同時提出賦予黨和國家最高決策者以更大的權力，實現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力推進民主法治。其邏輯在於，要求“新設計師”編織好約束權力的籠子，就必須賦予其編織籠子的實力，保証將政治優勢化為組織優勢。作者認為，法治不僅是削權和分權，還應當包括授權和賦權，隻有科學分配權力，才走在民主法治的正確道路上。

引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確立或強化了依法治國，這必定引發我們思考，依法治國的本質和要義是什麼？簡單地說，借助法的規范性和強制性，明確權力邊界，規范權力運行。因此，既要削權、分權，還應授權、賦權。權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會影響力和組織力。權力不存在有無，隻存在分配和運行科學與否。科學的制度就是規范和有效使用權力。國家制度採取分權制衡，還是集權或適度集權，取決於人文生態與特定階段、特定集團或社會對某種權力模式的適用度。基於文化傳統形成的文化心理、價值觀念，及其制度原因，滿足現代民主承載能力，中國民眾需要進行至少一代人的訓練，並且是以更大的推行力度為前提。由於轉型期較為漫長，同時矛盾尖銳，問題復雜，沒有超強的駕馭力和引導力，很難實現有效和平穩轉型。所以，當下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削權，而是向決策層特別是決策者提供履行責任相匹配的權力。給編約束權力的籠子，一定要給編織者相應的權力和能力，這是基本邏輯。當然，授權和賦權不是對各級黨委和政府“一把手”，只是針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通過提升其決斷力和執行力，推進中國法治化和民主化進程，更快更好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中國向“平民政治”轉變過程中，強調進一步加強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貌似反向運行，其實同向同步。由於中國社會處在轉型期，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二者疊加，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適應，這就是大量的深層矛盾涌現出來，其中最大挑戰是怎樣有效避免政治權力碎片化。比如，“從政治的高度”可以解構一切社會規律和規則，但利益至上又往往具有深層的瓦解政治權力的能力，當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政治權力，結果就是“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再加上民眾獨立思考能力增強但不成熟，階段性上存在逆反甚至叛逆，必進一步加劇政治權力被解構的風險。政治權力碎片化在西方社會不是問題，其原本就是碎片化制度設計。比如，日本首相曾經似“走馬燈”，美國聯邦政府可以關門，但經濟和社會基本不受影響。中國的政治權力一旦為利益解構，必出現權力真空，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要想避免權力真空或政治權力碎片化，現階段的重要對策是提升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和權威，以此保証中國平穩度過轉型期，最終實現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現代化。

一、賦予最高決策者更大權力的必要性

賦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其邏輯與必要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治生態變化賦予最高領導人更大責任，按照責任與權力對等的政治倫理規則，必須賦予相應的權力。世界范圍內國家政權更替已經和繼續發生著巨大變化，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上個世紀的國際共運，是階級對抗，政權更替意味著一個階級的興起與消亡，所謂“改朝換代”是指統治階級的整體進退。正是這一特點把整個階級或集團聯結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體”，甚至是“命運共同體”。隨著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國家間的博弈不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你死我活的斗爭”，而是存在很大的共存空間。而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調整，又決定著國內階級斗爭不再，階層關系因利益集團不斷調整而界限逐漸模糊。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權力更替不再以階級和集團的方式出現，而是塔尖上一小部分人的變更，或代表黨和國家權力的那幾個人，甚至是一兩個人。蘇共垮台蘇聯解體后，“新俄羅斯人”與新總統身邊的高官基本是前朝官員，就証明了這一特點，西亞北非的國家動蕩與烏克蘭危機，更突出和強化了這一特點。既然最高領導人的變更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動蕩，甚至是一個民族的興衰，也就意味著執政黨或國家最高領導人承擔了超大的責任，有責任就要有履行責任的權力，這是政治倫理規則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