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必須賦予最高決策者更大權力【3】

第三，習近平以不足兩年的時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態，証明其擁有卓越領導人的品格和承擔更大責任，駕馭更大權力的能力

或許有人擔心，權力過多集中在單個人手裡會產生風險，鄧小平就特別強調權力過分集中的危害。其實，兩個新變化能夠消除擔心，一個是領導人任期制決定了，沒有人不考慮濫用權力的身后風險，另一個是中國民眾已經實現覺醒，所謂“鄧公最大的貢獻是都會了國人如何思考”。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將權力交給誰。如果交給弄權者，再小的權力都會被濫用，如果交給擁有高尚情懷或擁有英雄主義情結的政治家，權力就會造福於社會。簡言之，權力沒有好壞之分，關鍵是看掌握和使用權力者的品德和境界。西方有位政治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你要想知道一個人的品德就賦予其權力。

不管是分權制國家還是集權制國家，權力最終都要托付給具體領導人，而這個托付方式和程度，一定與政治制度和國家的文明程度相一致，相吻合。美國是一個分權制衡的國家，但其權力也非沒有至高無上者，且不說行政權力交給總統后，其便擁有了選人用人權，也就是組閣權。就是從司法權來講，至少其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包括總統選舉出現爭議，最后都要服從大法官們的投票結果。正是這個原因，美國一位大法官說了這樣的經典話語：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錯誤而擁有終極權威，而是因為我們擁有終極權威而沒有錯誤。

由此而言，在特定國家和一定歷史階段，不僅需要研究和關注如何托付，更要研究托付給誰。德國人賦予了希特勒巨大的權力，結果給德國乃至世界帶來災難。我黨賦予鄧小平至高無尚的權力，但他不留戀權力，而是取消官員終身制，由此改變了權力的授受關系。顯然，習近平上任以來的行為已經反映出他的權力觀，同時彰顯出他的品德。可以斷言，習近平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觀念，足以支持其掌握巨大權力而不會濫用權力。

二、權力的本質與規范權力的目的

賦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需要破除一個認識或理論誤區，就是人民史觀和英雄史觀的絕對化。根本而言，二者互為動因，相輔相成。即人民群眾為歷史發展奠定力量基礎，而英雄則是在關節點上催化和破土，尤其是把存在於民眾中的力量引向正確方向。沒有英雄的民眾是烏合之眾，沒有民眾的英雄則無用武之地。正是這樣的邏輯關系，關節點上離不開英雄的作用，今天中國需要英雄。賦予最高領導人更大權力，就是為民族創造英雄。

十八大剛結束，筆者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主題是“中共權力實現順利交接”。當時雖然與海外專家一同對十八大權力交接作出肯定性評價，其時尚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次權力交接的極端重要性。因為胡錦濤的徹底交權，而讓習近平的領導能力迅速顯現出來。試想，如果因循舊例，採取“扶上馬，送一程”，那麼習近平的杰出領導才能就無法迅速反映出來，時間一長人們就會麻木和懈怠，再加上十八大前中國的社會矛盾和民眾心態，已經進入危險狀態，未必給新任領導人更多時間。所以，習近平上任就能夠施展宏圖大志，這是具備創造歷史的政治領袖的幸事，也是全黨與國家的幸事。既然黨和人民已經向習近平作出第一次別於以往的授權，那麼就應當以更大勇氣進行第二次授權。

到這裡，我們確需要對權力的本質作出認識。政治學家、社會學從不同角度給出定義。德國政治學家馬克斯 韋伯認為：“權力意味著在一定社會關系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美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帕森斯認為：“權力是一種保証集體組織系統中各單位履行有約束力的義務的普遍化能力。”美國政治思想家喬 薩托利認為：“權力，至少是政治權力，一般與強制與可強制性，懲罰與可懲罰性有關。”法國哲學家福柯簡潔概括為“權力是各種力量關系的集合。”筆者認為，權力就是影響力與支配力。當然，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或其他權力有所不同，政治權力更多是從政治制度或政黨政治上看問題。這裡講的是政治權力。

至於規范權力，我們也可以作出分析。毫無疑問，任何政治制度都謀求將“權力關到籠子裡”，區別在於籠子的鑰匙掌握在誰手裡。這就意味著以籠子約束權力，其根本目的不是消除權力，而是避免濫用權力。這方面也有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美國的制度最大特點是分權制衡，這種分權制衡奠基於美國人對極權的天然恐懼。即便這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權力運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也是根據國家利益需要和時代需要來決定。

西方雖然遵循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再加上盧梭的契約論，洛克的分權制衡學說，奠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權力架構。我們在看到其權力制約的同時，還應看到其因需要作用的調整。比如，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最大限度削減政府的權力，即政府是“守夜人、敲鐘人”，但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危機來臨，美國迅速推行“羅斯福新政”，政府的權力隨之大大提升，並且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同。有人說，美國人民賦予其總統極大的權力，結果把美國從經濟從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產生了一個美國人眼中的偉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