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必須賦予最高決策者更大權力【2】

第二，現階段中國的發展目標與瓶頸問題，要求改革設計者擁有完成制度設計的能力。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完成了一個時代的制度設計，除了高超的智慧，很重要的是擁有高度集中的權力及其基礎上形成的權威。今日中國面臨全新挑戰，因為中國已經擁有更大的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的能力，同時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在“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的情況下，中國要實現平穩過渡和躍升，至少需要幾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續努力，而最關鍵的是習近平這一屆，因為其要完成框架結構的設計，解決主要矛盾和深層制約，為后來者鋪平道路。所以，階段性上習近平必須擁有不低於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權力和權威。

一是大國國民塑造與應對外部挑戰，需要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擁有強大引導力。中國大國崛起的瓶頸主要不在財富創造，而在於民眾缺少大國國民應有的人文品質和價值觀念。西方國家是通過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及基督教新教完成國民塑造，這個過程很漫長。當代中國不可能擁有如此充分的時間，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力量，迫使我們在人文素質准備不充分的情況下邁入大國行列。這就必然導致嚴重的落差與錯位，處理不好會因此形成全面沖突，遲滯甚至瓦解中國夢。既然如此，就需要有效力量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領導人的強力推動，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有關。

換個角度分析，要想保証中國佔領於人類文明制高點起引領作用，需要開展一次較“真理標准大討論”更強勁，更廣泛，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以此保証國民認清大國崛起的本質，同時產生一批照耀民族乃至人類前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必要性顯而易見，但困難極大。因為，新中國成立65年來，代表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我們黨，既沒有造就影響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沒有實現文化的全面繁榮，原因之一是背負太沉重，思想禁錮太多，日常我們聽到的幾乎都是“不允許”，甚至孩子們從小就在“禁錮”中不敢放飛夢想。如此精神重壓，何言創造力？要改變現有生態，不能坐等社會力量自然積聚，必須由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主導和推動，這需要巨大權力的支持。

應對外部挑戰與大國崛起需要強勢政治家的帶領，更容易理解。中國崛起於世界既然不走“鐵血”道路，而美國的文化自信又異化為文化自負，那麼探索一條全新道路，就歷史地落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身上。應當說，破解這一歷史性也是人類的現實難題，不管對世界發展與中國崛起都至關重要。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承擔這樣的責任需要哪些條件和因素，必須弄清楚。全民族共同努力實屬必然，但特定歷史階段和超重要使命任務，要求強有力的政治家來帶領，因為中國崛起較歷史上所有大國崛起都更復雜，更艱難。比如，政治制度差異導致現有世界大國對中國皆存有偏見和誤讀﹔中國周邊積累了大量的歷史難題難於破解﹔中國崛起於經濟實力與科技、文化、軍事、人才嚴重滯后導致跛腳﹔弱國心態與對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到位形成錯位，等等。所謂強有力，必然包括政治家握有超大的權力。

二是實現黨的執政能力自我超越，需要黨的最高領導人擁有強大主導力。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兩個不走”，這是正確抉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權力運行，精神大廈和思想引領，都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相互存在借鑒性而不具有復制性，決定了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路徑。雖然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只是指明方向，理論大廈建構遠未完成，而完成一種新體制制度的設計，沒有超強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聯袂，注定無法完成。不僅如此，就是跳出現有的羈絆也不是件輕鬆的事情。中共成長史可謂輝煌與痛苦相伴，昂揚與沉重相依。以精神大廈建構為例，中國共產黨靠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信仰起家，其中包含著兩大創造：一個是以革命激發精神力量，另一個是以神聖贏得追隨者。世界處在熱戰和“冷戰”兩種狀態下，二者都能實現和保持，“冷戰”結束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轉入執政，幾乎是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魔咒“格瓦拉困境”，便如影隨形地出現在我們面前。因為，中國共產黨要保証自己的神聖性，就必須實現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純潔，同時讓民眾認同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事實上離開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社會條件，二者都難做到。

西方政黨為什麼不存在這樣的難題？因為其執政合法性不需要以神聖性來支持。奧巴馬說過一句話，政黨沒有誰比誰高尚，大家博的是執政能力。所以，他們並不太在意黨的高層甚至黨首因腐敗被拉下馬，也不必在意自己黨史上的各種污點，隻在意當下如何影響選民的意志。綜上，中國共產黨實現政治觀和政治理論的突破，勢在必須，而保証最高決策者擁有強大的思想影響力，理論突破能力很重要，這同樣無法脫離權力的支持。

三是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有突破大阻力的能力。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是思想觀念僵化，特別是領導層受制於“兩個凡是”，那時不僅沒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相反有人民群眾普遍追求富裕的強烈願望的支持。今天，習近平主導的新一輪改革，既受僵化思維制約，更受既得利益集團掣肘，所以，改革難度大於上一輪改革。誠然，習近平主導的反腐和轉變黨風，已經贏得全黨和全國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一種強大的政治優勢已經形成，但政治優勢隻有化為組織優勢才會產生力量。古羅馬時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因為關照的是廣大民眾的利益，動搖的是貴族的利益，雖然贏得民眾的擁護和支持，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厄運。蘇共垮台也是這樣，最后摧垮蘇共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蘇共自己，甚至說是蘇共高層，因為掌握重權者，利用權力尋租攫取超額利益，隻要政權不改變，隨時都有被清算的可能，而政權一改，黑錢即可洗白，所以他們內心裡都希望蘇共垮掉。

這種比較或許牽強，但規律還是需要正視。長期以來，由於制度缺失和治黨不嚴，高級領導干部中很多已經蛻化變質，甚至成了尚未懲治的犯罪，他們不可能真心支持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內心更希望來一次政治動蕩，以改變中國的政治權力結構。應對這種潛在的政治危機，隻能賦予習近平更大的權力，即以權力來維護改革，保障法治，推進民主，而無其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