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必須賦予最高決策者更大權力【4】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政治權力運行模式與西方存在一個很大差異，西方國家雖然是“三權分立”，但總統組閣后在行政領域卻有充分的決策權。中國民眾稱贊普京的強勢，其強勢並非僅緣於其剛強的性格，很重要的是擁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有即時撤銷失職部長職務的權力，等等。中國最高領導人沒有組閣權，其本人與領導集體同步產生，這就意味著領導班子架構源自上一任領導人和領導集體的意志，這雖然有利於集體領導，但客觀上削弱了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與權威。僅此一點，就需要賦予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

我們需要解放思想，變換思維，要看到任何制度設計，都存在集權，要麼是黨權或政府權力高度集中，要麼是利益集團以隱蔽的方式集中某一種操控政治和經濟的權力。所謂西方的政治寡頭和金融寡頭，所謂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都屬於集權的特殊形式。舉例來看，上個世紀90年代，俄羅斯私有化浪潮中誕生了包括別列佐夫斯基、霍多爾夫斯基在內的“七寡頭”，他們操控了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媒體披露，葉利欽曾與“七寡頭”達成一項秘密協議：寡頭們支持葉利欽連任，葉利欽保証維護寡頭利益。有人甚至說，俄羅斯寡頭中的教父別列佐夫斯基，他可以宣稱自己為俄羅斯選擇了兩位總統。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矛盾產生出來，寡頭們逐漸演變成普京新經濟政策的障礙，為了破除障礙，普京明確提出：“寡頭們不可以、也沒有權力影響政府的決策。如果有人不喜歡這樣，如果有人已經習慣了無政府主義，那我很抱歉，他們將必須遵守新的規則。”結果七寡頭在普京的鐵腕下，要麼喪命，要麼流亡或破產，俄羅斯的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再沒有黨政之外的集權方式，正如俄羅斯著名社會學家奧爾嘉 克魯斯諾夫斯卡婭所說：今天的俄羅斯，最高權力階層中官僚貴族所佔比例，已經從戈爾巴喬夫時期的4.8%增加到58.3%。這個數據中實際上包含了權力集中和分配方式。所以，筆者強調賦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以更大的權力，即便不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角度分析問題，只是從以顯形集權遏制隱形集權，從規范權力運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積極的。

三、賦予何種權力與如何維護權威

賦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形成更高的權威，並非否定“制度更帶有根本性”，而是認為建設科學的制度體系，尤其是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層面的設計，必須依靠設計者的權威，這顯然無法離開權力。前面講到毛澤東和鄧小平完成了制度設計和實施，原因在於他們擁有事實上的“組閣權”，保証在擁有權力的基礎逐步形成權威。

那麼，今天該賦予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者那些權力？至少包括5種權力：1、提議和決定解除核心領導層某一成員職務或接受其辭職的權力﹔2、即時解除失職瀆職部長級高級官員職務的權力﹔3、突破舊體制限制起用特殊人才進入領導層或要害崗位的權力﹔4、赦免特定政治人物以平衡政治力量或換取政治支持的權力﹔5、作為“新設計師”主導頂層設計和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一句話，對於成長期和特殊階段的中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應當擁有不低於世界大國領袖的權力。

在賦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權力的同時，強調維護其權威，主要是針對時代特點而來的。因為社會進入多元化，如果賦予其權力的同時，不注意維護權威，也會產生瓦解權力的效果。根本而言，權威是靠個人執政能力和智慧贏得，比如，習近平已經在人民群眾中贏得了很高的權威，並且是很短的時間內實現，這甚至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應當清醒認識到，今天的最高領導人不同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后者擁有半個世紀或近半個世紀的權威形成期，今天的任期制阻斷了這種周期。更重要的是，革命戰爭年代給領袖充分的形成權威的條件，和平時期不會給領導人多少創造驚天偉地功績的機會，至少在擔任最高領導人之前是這樣。因此，黨內尤其最高領導層必須遵循政治倫理規則，以此強化最高領導人的權威。簡單地說，既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選擇了習近平，就意味著沒有人比他更合適的人選，至少沒有發現有人比他合適，那麼我們就以契約精神來給予其以無條件支持。此外，引導媒體和大眾樹立維護最高領導人權威的意識，這未必是一項維護自身利益的選擇。一句話，維護最高領導人的權威，是黨中央的責任，是全黨的責任，也是所有關心國家未來，期盼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者的責任。

最后補充強調三點：一是賦予最高領導更大權力存在前提，就是“制度框架內”，盡管這是一個動態的滿足社會需要而不是僵化的制度框架，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由全黨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擁有維護憲法、制訂定法律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和職能﹔最高領導人任期制，等。二是民主法治是當代中國人的共同訴求，但這是一個動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對於沒有經過西方那樣的啟蒙教育，嚴重缺乏現代民主法制精神中國，承載民主的能力其實很弱，不經過必要過程和歷練，很難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因此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我們走向民主法治。三是賦予黨和國家最高決策者的更大權力，不是同時向各級黨委“一把手”和政府擴權，恰恰相反，以民主法治限制各級黨委與政府的權力，尤其限制“一把手”的權力，勢在必行。簡言之，賦予最高決策者更大的權力是為了更有力地推進民主法治。這是一項隻針對最高領導人而不能推而廣之的政治設計。

作者簡介：公方彬，國防大學教授。曾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正師職研究員。3次參加邊境作戰，榮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獲二級英雄模范獎章、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特約評論員、國防大學杰出中青年專家，入選全軍首批創新型人才，被人民論壇評為“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主持或參與完成國家、軍委總部賦予的研究課題90余項，包括《軍隊政治工作條例》在內的9部法規。上報中央和軍委總部研究報告、內參103份（項），部分為中央和軍委領導批示進入決策。出版《思想的原野》等著作32部（套）。發表《新政治觀：創新點與突破口》、《“格瓦拉困境”與中國共產黨轉型》等論文300余篇，首提習近平是中國大國道路的“新設計師”，個人著述600余萬字。在國家機關、高校和部隊演講、作報告上千場，直接聽眾逾百萬人次。

（來源：《上海經濟》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