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養琰：生產關系面面觀

2，生產關系的特性寓於共性之中。對於生產關系的研究，不僅要在特性中把握共性，而且也要在共性中把握特性。

在一種既定的生產關系中，比方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可能同時覆蓋著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毋庸置疑，在這些國家中，都存在共同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是這些國家中存在著的生產關系共性。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版序言》中作了很好的說明。《資本論》雖然是以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發展起來的英國作為“范本”的，但它所觀察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般。他指出，如果有人認為，《資本論》所談的只是英國的事，“那我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明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一點區別也沒有的。事實上它們形體各異，各有千秋。就拿當時一些國家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看，情況就各有不同：英國是一個工業資本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是一個高利貸資本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是一個容克地主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俄國是一個封建軍事的資本主義國家，等等。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性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性的具體體現。因此，要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不同國家裡所體現的特性，光研究其共性是不夠的，還必須研究其特性，並進一步研究它所賴以產生的具體的經濟和政治條件。

同樣的道理，社會主義經濟科學，當然首先是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共性，但光這樣還不夠，必須進一步去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不同國家裡的特殊表現。

如何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殊性呢?為此，我們重溫恩格斯於1894年1月25日給瓦•博爾吉烏斯的一封信是很有意義的。恩格斯在這封信中說：“我們視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用以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說明的。因此，這裡面也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裝備。”“此外，包括在經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余(這些殘余往往只是由於傳統和惰力才繼續保存下來)，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恩格斯還指出：“經濟條件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的發展。種族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因素。” 同時，“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相互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並不是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5-506頁）根據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可見，影響生產關系的特殊性有以下六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裝備”，這是指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二是“地理基礎”，其中包括氣候、自然資源以及人口等狀況，三是“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余”，指的是新社會中仍然存在社會的一些殘余和痕跡，四是種族狀況，包括民族種類、數量、歷史、素質、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五是作為社會上層建筑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藝術等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六是“外部環境”。就是指一個國家和社會處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所遇到的國際環境。這就是說，考察一定社會的特殊的生產關系，不但要注意’到它所遇到的周圍的社會條件，也要注意到它所遇到的周圍的自然條件，不但要注意到當代的現實條件，還要注意到歷史條件﹔不但要注意國內條件，還要注意到它面對的國際條件，等等。

這些條件即使是同種社會制度下、在國與國之間也是不同的，我們稱之為國情不同，正因為有種種不同的國情，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不同的國度模式。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不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所呈現出來的特殊性，道理就在這裡。

我們通常講要建設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不了解中國國情，就無法了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特殊性，一切都茫茫然，如何能自覺地去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如“左”的錯誤，如越大越公越好，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照搬蘇聯的模式，從一定意義上講，都與我們對自己的國情不甚了解所致。失敗和挫折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稍稍地聰明起來，今天我們提出要建設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基於對我國國情有了進一步了解而提出的新課題。

中國國情究竟如何呢?鄧小平同說過：中國的國情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前面講的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基礎”，后面講的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現狀”。這兩個極為重要的特點，以及由這個特點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殊性，是我們制定任何一項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計劃時必須密切注意的問題，並要以此為依據。當然，如果要對我國國情有個全面的了解，還必須懂得中國的歷史沿革，中國的地理位置，中國的氣候和自然資源，中國的政治、文化現狀和淵源，中國的民族特點，中國的國際環境等。所有這些，都會從不同角度上著染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色。

這裡特別要指出的，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與世界各國比較，可以說最先進入而又最后走出封建社會，這給后繼的歷史留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社會經濟體系。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盡管在16世紀已經萌芽，然而在強大的封建勢力阻止下，進展不快，成效甚微。后來雖然在洋槍洋炮伴隨下外國資本強行打進了中國，但終未導致自然經濟的徹底解體。帝、官、封三分天下，使中國慘遭涂炭。這就是我們解放前所面臨的最大國情。解放后，我們進行了“一化三改”，由於急於求成，一大二公，使經濟遭受嚴重挫折，走了不少彎路，雖然在后來的改革開放中，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建立起來了，但這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由於受到先前的既定的國情嚴重影響，不可避免地會使中國社會形成許多特點。

今天，在總結過去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即從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特殊性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順乎歷史潮流的，是民心所向的，因而是正確的。

四，所有制關系的雙螺旋形結構

人們總以為，生產關系中的所有制關系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個觀點對不對？全面不全面？這的確仍值得認真探索和必須正確回答的問題。

在生物學上，人們早已知道，遺傳物質是由DNA分子構成的。為什麼DNA分子具有遺傳的功能？1953年，兩個外國青年科學家沃森和克墾克發現﹔DNA是由兩條多聚胺氧核苷鏈圍繞一個中軸旋轉而形成的一個像麻花狀的雙螺旋形結構。正是這個雙螺旋形結構，經過實驗証明，任何一種生物或生命的形成和產生，都取決於兩種不同的遺傳物質相互配對的結果。這個發現據說是本世紀中葉在自然科學中特別是在生物學上一個偉大的發現和貢獻。

由此使我產生這樣一種聯想，在社會經濟關系和經濟生活中，是否也存在類似的雙螺旋形的結構呢？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似乎已經向我們表明：任何一種生產關系的形成，都取決於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一定的勞動力所有制的配對。由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勞動力所有制的配對不同，即結合的方式不同，生產關系的性質也就因此而不同。

人類歷史還向我們表明，不論生產資料所有制還是勞動力所有制，均可分為私有制和公有制兩大類。在生產資料或勞動力私有制中，均又包括勞動者私有、非勞動者私有、非勞動者不完全私有三種基本形式。在生產資料或勞動力公有制中，均又包括集體公有、社會公有、不完全公有三種基本形式。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令X代表生產資料所有制， 分別代表生產資料所有制六種基本形式，即勞動者私有、非勞動者私有、非勞動者不完全私有、集體公有、社會公有、不完全社會公有。令Y代表勞動力所有制。 分別代表勞動力所有制的六種基本形式，即勞動者私有、非勞動者私有、非勞動者不完全私有、集體公有、社會公有、不完全社會公有。由此我們可以按照矩陣乘法的算式,得出兩種所有制在具體形式上全部配對方案。設 為行向量， 為列向量。

運算的結果是：

由於上述的36種配對方案構成了一切生產關系可能存在的區間，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所有生產關系都囊括在其中。例如，原始公社的生產關系是 ，奴隸制的生產關系是 ，封建制的生產關系是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 。可以預料，未來的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必然是 。

當然上面所講的都是佔主體地位的並決定社會性質的生產關系。與此同時，從奴隸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都先后存在過不佔主體地位也不決定社會性質的附屬性生產關系，如小生產 等，也在其中。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即在我國目前發展階段上，所出現的多達7-8種的經濟關系，包括混合所有制關系，均可從中找到根據或答案。

當然，在上述所有配對方案中，有的在歷史上還未明顯顯示出來，但不等於不可能，只是還未出現。

由此可見，考察任何一種社會的生產關系，僅僅著眼於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不夠的，必須同時著眼於勞動力所有制，並密切注視它在特定階段上存在的具體形式和配對方式。

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已經証明，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勞動力所有制在形式上的變換不是同步的，而有各自的規律性，但它們之間又不是各行其是，而是互相滲透和制約，其中任何一方發生了變化都會引起對方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例如，歷史上先后存在過的三種剝削關系，即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如僅就生產資料所有制來看，它們是共同的，都是私有（ );而所根本不同的就在於勞動力所有制的具體形式發生了變化：在奴隸制中，勞動力完全被奴隸主所有﹔在封建制中，勞動力部分地被封建主所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在出賣之前完全被勞動者自己所有。正由於勞動力所有的具體形式不同，因而引起佔有生產資料的人即階級內容也不同。

還必須看到，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這一生產條件逐部分步，另一方面也表示剝削方式變得越來越隱蔽，越來越深刻，越來越“文明”。

當人類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在所有制的雙螺旋形結構中，佔有方式發生了與過去根本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和首先表現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主要部分己由資本主義私有制轉換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上。因為無產階級深深懂得，過去所以使自己淪為雇佣勞動者的地位，主要在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無產階級在進行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時，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即把生產資料主要部分採取各種方式方法轉移到自己或集體或社會手中。其中包括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等。

不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所有制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停留在勞動者私有上，它勢必也在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隻能是一個漫長的自然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隻能逐步地進行。促進這種變化的有三個因素：一是生產力的發展，使得勞動的差別特別是體腦勞動差別逐步縮小﹔ 二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的費用逐步由勞動者及其家庭負擔轉化為由國家和社會來負擔﹔三是組織在聯合體內的勞動力其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了。但就整個社會主義社會而論，隻能實現勞動力部分的公有即不完全的公有。如果說，勞動力由他人所有轉化到完全為自己所有，前后經歷了整整三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那麼，可以預料：勞動力由勞動者自己所有轉換到不完全公有，也必將經過三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勞動力所有制關系全部的運行過程和規律。

正由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隻能實現勞動力的部分公有，所以在一切經濟活動中，都不可避免地時時處處都要呈現出經濟利益兩重性。如在生產中，從事生產活動的勞動者，一方面要作為生產資料共有者結為一體以勞動力的公有部分為共同的社會利益而協同地勞動，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勞動力的部分私有者，以自己所提供的勞動量為依據，從中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即工資，實現個人利益。勞動力部分地屬於勞動者所有，這可能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天然特權”和“重新建立的所有制”的一種形式。

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力不完全公有制相結合，正表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作為公有制生產關系的不成熟性和過渡性，這也正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征。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長期流行著所有制的“單螺旋”觀點，認為隻有生產資料所有制才是生產關系決定的因素。所有制單螺旋觀點，正是來源於上述的斯大林關於生產關系的“三分法”。在斯大林的“三分法”中，隻看到生產資料所有制，而根本看不到勞動力所有制，當然也就談不上它的任何作用了。

所有制單螺旋理論，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所有制關系實質上是指人們對生產條件即作為生產力兩個基本因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佔有關系，由於對生產條件佔有狀況及其結合方式不同，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馬克思說過： “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頁）馬克思還指出： “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隻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就貫徹所有制結構的雙螺旋的觀點。馬克思認為，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根本性前提。而勞動力成為商品又取決於兩個條件：一個是勞動者具有人身的自由，即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另一個是勞動者自由得一無所有，即生產資料完全歸資本家所有。前者講的是勞動力所有制，后者講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是公有的，不承認還存在勞動力部分個人所有制。理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是由國家或集體統一分配和使用的，因而勞動力是為國家或集體所有。姑不論勞動力由國家或集體統一分配和使用這種政策性的做法對不對，但也不能以此來判定勞動力完全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必須看到，勞動力所有制在法權上的表現，就是勞動力所有權。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一樣，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與其使用和支配權分離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或集體雖然有時在一定程度上有權使用和支配勞動力，但必須得到勞動力部分所有者許可，並在事先或事后根據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以及能力使用的效益，以工資等形式，向勞動力部分所有者即勞動者支付相應的報酬。馬克思從未說過，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同時，應當馬上或完全消滅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相反，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仍然需要“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這非常明確地表明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仍然部分地歸勞動者個人所有。

承認所有制的雙螺旋形結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勞動力部分個人所有制，不僅在理論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社會主義實踐上也有重大意義。隻有承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勞動力部分個人所有，才能對按勞分配存在的真正原因予以妥善地說明。按勞分配隻不過是勞動力部分個人所有制在經濟上的實現形態，隻有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著勞動力部分個人所有制，才能承認人才流動是合理的，由此才能使得人盡其才。對勞動者來講，因為已經實現了勞動力的部分公有，所以在一切經濟活動中，要顧大體，識大局，為社會主義大業貢獻力量。 

（來源：《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