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介生：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遷移規律

　　災荒性移民（古文獻中稱為“流民”）問題，是中國古代移民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而20世紀的自然災害與飢荒的頻發，嚴重影響到人民生存生活與社會發展。一些重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與財產損失不勝枚舉，觸目驚心，極為慘痛。民國六年，河北、山東、山西三省大水，河北受災最為嚴重，全國受災面積達10000萬裡，災民人數達635萬人﹔民國九年（1920年），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大旱，災民達2000萬人，佔到當時全國總人口的2/5，死亡人數就達50萬人﹔民國十年（1921年），河南、江蘇、安徽、浙江、陝西、山東、湖北、河北數省發生洪災，以淮河流域最為嚴重，受災面積達27000方裡，其中，山東、山西、河南三省受災縣數合計為148個，災民為9814332人﹔民國十一年（1922年），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洪災，其中，浙江災情最重，三省合計災民人數為1200萬人﹔民國十四年（1925年），四川省發生嚴重飢荒，受災縣數達80多個，餓死者3000萬人，流離失所者不可勝計﹔民國十七年（1928年），綏遠、山西、江西、貴州、湖南、安徽、四川、浙江、雲南數省發生洪澇，其他不少省份遭遇旱災，全年合計受災地區涉及21個省，1093個縣，災民估計達7000萬人以上。故而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說一部二十四史，幾無異於一部中國災荒史（傅筑夫語），那麼，一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38年的民國史，就是中國歷史上最頻繁、最嚴重的一段災荒史。”一些重大自然災害事件都無例外地引發了規模相當可觀的人口遷徙浪潮。其主要症結就是於中國災荒形成的連續性與累積性。著名學者鄧拓曾經指出：“我國歷代各種災害，連續不斷，甚至有同時並發的情形……民國以來的事實，更足以証明連續性是我國歷代災荒的一個重大特點。”又“由於我國災荒的周期極短，一年一度的巨災，已成都為二千年間的常例。但每次巨災之后，從沒有補救的良術，不僅致病的弱點沒有消除，而且每一次巨創之后，元氣愈傷，防災的設備愈廢，以致災荒的周期循環環愈速，規模也更加擴大”。回顧20世紀的中國災荒史，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些論斷的准確與精到。

　　其三，政治主導法則，在中國移民史上佔有顯著而獨特的地位，而政治性移民運動，同樣也是20世紀移民史上非常值得關注的主要移民態勢之一。20世紀政治主導性移民不僅種類多，而且涉及數量龐大，影響深遠。政治性移民運動的類型之一，是由政權變更等重大政治事件所引發的移民。如移民台灣，就是一場由直接政治變動引發的大規模移民運動。時至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統治陷於全面瓦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政府的各級機構及其附屬人員向台灣等地撤退，形成了席卷全國的移民風潮。就移民運動本身而言，據研究者總結，“當時來台者幾乎涵蓋大陸各省，來自各種職業及各種階層。當時來台的重要出海口有上海、廣州、青島、重慶、香港、沿海島嶼（海南、舟山、金門）等，其中以上海、廣州到台灣者最多，1949年上半年集中於上海，下半年集中於廣州”。關於遷台人員的數量，歷來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比較合理的估計是分階段、分人群的統計數量。如國民黨軍隊人數達到60余萬人，而公務員與一般民眾估計有120萬人，合計應有180萬人之多。當然，單憑人數多少，是無法判定這批移民對於台灣以及大陸地區的真正影響，而毋庸置疑，正是由於這次大移民，使得中國政治格局重新陷入分裂分治的局面。這場大移民，對於現代中國政治及經濟、文化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甚至形成了關乎今天中華民族統一、發展與崛起的一大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濟困窘，“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中央及各級政府行政部門為了充分發揮人口對於國家建設的積極作用，用政策引導、社會動員以及與戶籍管理等各種行政手段來控制人口遷移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有研究者曾這樣概括建國30年來人口遷移的特征：第一，我國人口遷移受國民經濟社會計劃的制約﹔第二，我國人口遷移受城市發展政策的制約﹔第三，我國人口遷移是在戶口登記制度管理下進行的﹔第四，我國人口遷移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大。很明顯，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戶籍制度，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或政府、政府主導的色彩。

　　中國戶籍制度對於人口遷移的制約是難以忽略的，甚至可以說從根本上決定了各歷史時期人口遷徙的基本態勢。戶籍制度是中國具有十分悠久傳統的人口管理制度，其目的主要服從於各級政府了解基層戶口構成狀況、征收賦役以及維持地方治安等行政需要。“戶口與戶籍，俗多混稱，實則有別。戶口者，計每家內所有之人數（口丁），而登諸簿冊。戶籍者，指家宅所屬之地域，載戶以簿，而明其土著。故戶口簿與戶籍簿，實顯為二事。”中國傳統戶籍制度的核心是“人戶以籍為定”，即強調人戶與版籍的強制關聯性，以立法的方式從根本上剝奪或阻止了普通民戶的自由遷徙權利。新中國所建立的戶籍管理制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與糧食、物品定額供給制度相聯系。戶籍種類大致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其背景在於政府財力及社會物質狀況相當貧乏的狀況下，根本無法滿足自由遷徙所需提供的物質供給需求，隻好用行政強制方式來限制人口流動性，維持城鄉人口結構的相對穩定，並以有限的物質資源維系千百萬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然而，隨著國家財力的夯實以及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整個社會物質財富的大幅度增加，放寬戶口制度的限制，鼓勵自主遷移便是大勢所趨。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與建鎮化建設需要大批勞動力的支援，大批進城務工人員的出現以及身份証制度的實施，實際上已在很大程度沖破了原來戶籍管理制度對於遷徙活動的限制。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曾經推出了諸多政治性遷移舉措，引發了規模可觀的人口波動。由於缺乏謹慎的考慮與論証過程，以及妥善的后續補救措施，人口遷徙問題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失誤與偏差，不僅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造成了相當慘痛的損失，也給千百萬參與其中的遷徙人員及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傷痛，因而備受詬病，也在情理之中。例如，20世紀50年代晚期，為了滿足“大躍進”運動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大量農業青壯年及家眷進入城市，造成城鎮人口在短時間內的激增。如據統計，從1958年至1960年，中國大陸地區共增加城鎮人口近3000萬人，職工人數增加2580多萬人。在一個非常落后的農業國內，大量農業勞動力的流失，必然會嚴重影響糧食生產，而大量城鎮人口的增加，又對城市物資供給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戰。不難理解，諸多復雜因素的交織疊加，最終造成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困難時期的降臨。為了扭轉當時的困難局面，回遷城鎮人口便勢在必行。於是，從1961年下半年開始，中央採取各種措施全面壓縮城鎮人口，精簡干部與職工人數。據粗略統計，從1961至1963年，大陸地區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其中職工人數減少了1887萬。這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人口異常波動，實在是中國城鎮化與工業化道路上的巨大挫折，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發展而言同樣具有極其強烈的警示意義。

　　此外，20世紀后半葉對人口遷移影響較大的政治運動，還有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間”的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機關干部下放勞動”等。當時，1000多萬的青少年學生上山下鄉插隊落戶，數百萬機關干部、知識分子及其家屬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據粗略估計，僅上述兩類運動就造成了10年之間1000多萬人在城鄉之間的大遷移往返，同樣是留給今天的人們引以為鑒的慘痛教訓。

　　但是，如果想要全面否認政治主導性移民在1949年以后中國（大陸地區）建設與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顯然也是片面的、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論斷。在當代人口及移民史研究中，要特別警惕將政治性移民運動“妖魔化”的傾向，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否定。就實際效果而言，政治主導性的移民運動，應該大致分為“積極性移民”與“消極性移民”兩大類。目前學術界對於“消極性移民”的觀察與研究已有相對豐富的成果，而對於“積極性”的政治移民活動的考察則頗顯不足，這顯然是不應該的。就“積極性”的政治主導性移民而言，新中國建立以來成就巨大，功績不可抹殺。

　　20世紀后半段的邊疆移民運動，理應屬於政治性移民范疇。長期以來，與東部地區比較，中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較差，經濟落后，地廣人稀。然而，西部地區幅員廣袤，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與經濟發展潛力，因此，自20世紀初年開始，“開發西部”成為一種義不容辭的民族復興使命。而向西部地區移民數量最多、開發效果最為顯著的時期，還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創立與發展，是新中國開發邊疆、保護邊疆的成功典型之一。為了保障北疆地區的安定與穩定，中央政府於1954年決定建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承擔起屯墾戍邊的重大使命。數十年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西北邊疆地區的穩定、發展與繁榮做出了無可替代的偉大貢獻。而大批來自內地的移民則在兵團建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如兵團成立時，僅有17.55萬人，而2004年，兵團人口已達256.85萬人，平均每年淨遷入2.3萬人。從1966年開始，中央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將東部沿海和內地的企業向西北、西南地區轉移。而地處西北邊地的青海省成為當時轉移重點地區之一，向青海內遷的企業主要是機械工業與重工業，在“三五”及“四五”期間，向青海省遷入的企業職工近5萬人，加上隨遷家眷，合計約12萬人。這些企業與工業移民為青海工業及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的功績值得后人永遠敬仰。人口是國家政治與經濟建設中最重要的力量，在移民問題的研究中，隨意排斥政治性以及政府主導的傾向是不可取的，帶有這種傾向的研究不可能得出尊重史實、公允合理的結論。

　　其四，水庫移民是中國20世紀下半葉出現的一種新的移民類型。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而水利是農業生產的命脈，沒有水利，農業生產隻能停留於“靠天吃飯”的原始水平。現代水利建設中的最常見、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興建水庫。但是，因為水庫主體往往是一種人工興建而成的廣闊水域，需要佔據一定的地域，就必然會涉及到原來居住於這些地域的居民的搬遷問題，這種類型的人口遷徙，就是所謂“水庫移民”。因此，水庫移民從理論上講無疑是一種“舍小家為大家”的移民方式。新中國建立以來，水利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因之引發的水庫移民數量也相當龐大。如據初步統計，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地區共興建了8.6萬座水庫，其中大中型水庫就達2500多庫。截止到1985年底，全國共淹沒各類土地達2000萬畝，涉及移民1000多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