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介生：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遷移規律

　　筆者提出的這些法則或規律，並非個人的苦心孤詣，而是對於中國歷史上紛繁復雜的移民典型事例的梳理與歸納，其目的不僅在於從更宏觀、更長遠的角度認識歷史時期移民事件，更在於幫助今天的人們更全面、更清晰地刻畫與總結中國移民歷史的發展軌跡，並切實合理地預測未來移民趨勢與移民問題。筆者以為：

　　首先，作為人口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移民法則（規律）”研究的重大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實現認知突破的一個瓶頸，就是徹底改變整個社會（包括學術界）對於“移民”問題的認識局限。例如現代社會通常所稱的所謂“移民”，更多地停留於法律層面，習慣以是否拿到國籍（或綠卡）、戶籍，或是否取得合法移民身份等為衡量標准。這本身與學術研究上的“移民”概念有著極大的差別。隻有真正改變以往對於移民問題的狹隘認知，才能更為深切地理解移民問題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發展的重大意義。

　　其次，人口史研究具有多學科交叉的優勢，既屬於社會史的范圍，也可歸為經濟史學。而移民史研究則涉獵更為宏大，不僅關乎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及人口統計學，還是一種突出的人文地理現象。一場規模可觀的遷移運動的發生，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復雜結果，因此，在理論解釋上依據單一學科的視角常常會“霧裡看花”或“隔靴搔痒”，理應堅持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與探索方向。在這種情況下，基於多學科或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將是移民研究的必然取向。

　　其三，必須承認，“移民法則（規律）”的形成，不是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一個相當漫長歷史過程所積澱的結果，研究者必須有“長時段”視野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說“遷移模型”可以是一種經濟學的假想，而“移民規律”則必須是一種穿越時空的、睿智的、客觀的歷史學總結。況且，無論是遷移模型也好，還是移民法則（規律）也罷，其准確性與真正價值都非常需要經受長時段的檢驗。

　　最后，對於人口史（包括移民史）研究而言，經世致用是我們從事研究的最終歸宿，如果我們將移民法則（規律）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學術討論的層面，那麼，就會大大削弱這一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也會從根本上瓦解其研究發展的動力。大千世界，變幻無窮，移民法則（規律）的總結與研究，理應是一個開放的動態過程，而不應淪為僵死的教條，移民發展的真實過程不僅是移民法則（規律）產生的客觀基礎與“源頭活水”，更是移民法則（規律）本身價值的“試金石”。不願面對客觀現實，沒有社會責任感的所謂“純學術”取向，不是搪塞的借口，就是沒有勇氣的逃避而已。

　　20世紀中國人口遷移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

　　就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而言，20世紀又是一個大移民的世紀，其移民頻率之高，移民規模之大，移民影響之深遠，恐怕也是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世紀所難以比擬的。一方面，20世紀人口變遷不僅是是社會大動亂、大變革的一部分，而且在大變革、大動亂中起到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政治體制的變革以及中國人民自由自主權益意識的覺醒，也極大地激發了整個社會為生存與發展的動力，日益頻繁的人口遷徙也成為反映社會發展與變革的最重要的動態形式之一。總體而言，20世紀的人口遷徙活動不僅類型繁多，且具備突出的階段性發展特征。而回顧20世紀中國移民史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人口遷移“法則（規律）”的積極作用，同樣可以看到，更為復雜的人口問題對人口遷移法則的研究及拓展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素材。

　　首先，在20世紀移民運動中，“經濟促動律”的作用依然十分活躍，甚至對於某些重大移民事件而言，“經濟促動律”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無論是從清代延續民國前期的“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浪潮，還是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后的“民工潮”，都毫無例外地証明了“經濟促動律”的根本性作用，即廣大移民的初衷都是為了改善經濟生活狀況。例如，“闖關東”移民潮幾乎主導了從清末到民國前期的中國移民大勢，被稱為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跡之一。據粗略統計，至1915年，東三省的人口已達2011萬余人，較1907年增加了565萬余人。而到1930年，東三省人口又增加到2995萬余人，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賴於外來移民的加入。 “西口”即指山西省右玉縣境內的殺虎口，而“走西口”實則清代以來華北地區向長城以北地區移民潮的代稱。移民主要來自山西、陝西兩省，尤其以山西中北部居民為多。而與東三省情形相仿，長期以來向塞北移民活動受到種種限制，直至20世紀初，清朝才開始實施全面放墾的政策，塞北地區才真正出現了移民高潮。如當時綏遠省（治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是民國前期塞外移民最為活躍的地區。據統計，1912年，綏遠省總人口僅為631000人，而時至1928年，全省人口增長至2123768人，年平均增長率高達78.94%。中國向海外移民的數量也極其龐大，明清以來曾經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的“下南洋”移民潮。如據早期研究者估計，時至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海外移民總數已超過1000萬人，海外華僑人數超過萬人的社區已有22處。

　　20世紀是中國城市高速發展及加速實現城鎮化與現代化的100年，而這種巨變集中地釋放於20世紀最后的20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與人們改善生活水平的強烈欲望緊密相結合，激發出洶涌無比的經濟增長活力，與之相輔相成的是，空前無比的移民浪潮在全國范圍內涌現出來，其主要方向便是從農村向城市移動，從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經濟較活躍的東部地區的移民，習慣上稱為“民工潮”。據研究者統計，到1995年之后，中國東西移民進入高峰時期，到2000年，中國省際人口遷移人數及遷移率分別達到1000多萬與8‰以上。顯然，這些數字裡沒有包含那些尚無取得正式戶籍的民工。而中國東部及中西部各大城市之中，臨時居住的民工及家眷數量之龐大，都是相當驚人的，為今天的城市管理與社會改革帶來了巨大挑戰與機遇。

　　其次，我們不得不承認，20世紀的中國沒有逃脫“多災多難”的命運，災難性的移民運動在20世紀的頻繁發生及影響巨大，教訓之慘痛，值得永久銘記。災荒與災難對於移民運動的巨大影響，在20世紀前50年表現尤為突出。可以說，從一個側面看，20世紀前半段的中國歷史，幾乎是一個連續戰爭、戰亂的歷史，軍閥混戰、日本侵華戰爭、國內國共戰爭等接踵而至，由此對中國人口發展產生的影響及創傷難以估量。其中，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影響最為劇烈與慘痛。如在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瘋狂進犯的威脅下，當時的國民政府被迫內遷重慶，大批政府機構官員、高校師生以及工商企業職員從之西遷，進而引發了全國范圍的難民潮。最主要的遷移方向是西南及西北地區。據調查統計顯示，抗日戰爭時期，除西南、西北數省外，中國東部與中部各省市所出現的難民及流離人民總數就高達9500萬人。其中，難民及遷移人口最多的省份為河南省，涉及人口達14533200人，佔全省總人口數的43.49%﹔其次為湖南省，遷民人數達13073209人，佔全省總人口數的42.73。如果在加上西部地區的人口遷移，抗戰期間中國人口的遷移數量當在1億以上。若以1936年中國人口數474625744人而計算，當時的逃難及內遷涉及人數已達總人口的1/5以上。研究者評價道：“抗戰大遷徙，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過如此規模的戰略大轉移？世界上有哪個民族遭受過這等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