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國祥：全球新秩序下的中法關系50年——義利並重

　　簡單地說，我們首先必須像笛卡爾要求的那樣，盡量全面收集相關原始材料，所謂“相關”，是指真正“全面”的材料，無論對我有利還是不利的材料都不能放過，這才可能根據問題的前因后果對材料進行甄別。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很多問題出現的原因是復雜的，其后果也是復雜的（有時是短期后果，有時可能是長期后果）。但是另一方面，要甄別它們，僅靠科學精神和豐富的知識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有很強的判斷力。雖然我們知道，這種判斷力產生的基礎是盡可能把握全面的原始資料，但是要讓我們的研究目標作用於這些原始材料，也就是原始材料和研究傾向相互作用（互“文”），就需要我們不但要像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制定作戰計劃那樣，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或豐富的戰史知識（包括豐富的國際關系史知識），而且還需要有相關的國家關系理論知識作支撐。就我們的研究經歷，特別是對法國問題的研究經驗來看，我們對國際問題的思考主要可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辯証關系作為理論基礎。因為道德理性讓我們在研究中注意佔據對策的道德至高點，也就是要証明我們的立場或行動是有理的﹔而工具理性則讓我們在研究中注重對利益得失的權衡，使我們提出的對策策略對我有利。當然，這看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卻很不易。我們要正確甄別原始材料，正確使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使這二者互“文”，就是說，一方面要“有理”，另一方面又要“有利”，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或某種情況下說，有“理”實質上是為了有“利”，另一方面有“利”且又不失之有“理”。還必須注意，有時候，比如在無論如何表態或者行動都沒有“利”的情況下，也許著重於有“理”就是最好的對策，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有“理”的言或行實際上是一種長期有“利”的選擇。

　　注釋

　　①以上引用均選自蔡方柏：《從戴高樂到薩科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