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國祥：全球新秩序下的中法關系50年——義利並重

　　在受經濟危機襲擊的世界背景下，實現“強大法國”夢之“任”之重、之不易，是需要很高的“道”行的。法國立國之本是其偉大的“法蘭西精神”，也就是大革命以來影響著整個世界文明發展進程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這是法國永遠的“軟實力”。然而，當其經濟發展（“硬實力”）遭遇困難時，其政策就會在二者之間靈活地轉換，以期魚和熊掌兼得。這便是其“真正的現實主義”的真正內涵，也是許多法國政要常挂在嘴邊的所謂“良知”（Bon sens）。應該說，這是一種很高的智慧（道行）。正因為此，法國牽頭建起了期望與美國抗衡的歐盟，在戴高樂將軍時期盡管遭到不少國內極右派激烈反對，仍然進行了法屬非洲去殖民化，在意識形態嚴重對立時期與社會主義中國建交。我們相信，有著如此智慧和高尚精神的法國人，若一如既往“在一起”（Ensemble）努力，與擁有同樣智慧和高尚精神且發展潛力巨大的中國密切合作，與世界其他懷著和平共處、追求幸福“夢”的人們一起努力，“任”雖重亦可舉重若輕，“道”雖遠但能不斷前行，“法國夢”雖遠終可及！

　　國際關系：理想與現實的互“文”

　　時下不但在法國盛行“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我國亦然﹔而且總的來說，國際關系理論大都可以說是以“現實主義”——也就是說以工具理性為其理論基礎。這是由世界整體現實狀況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現實狀況所決定的：一切以自身的各種利益（政治、經濟、主權等“核心利益”）為出發點進行研究。但是，雖然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國際問題研究無可非議，我們卻不能片面地理解這種“現實主義”的或功利主義的國家關系理論，因為用僅僅圖一時之功利的所謂現實主義來指導國際關系，比較容易導致國際關系中的短期行為，缺乏長期“經略”意識。例如，為了獲得和平環境以發展經濟，在某些方面過於懷柔或“忍讓”（或者相反），看起來獲得了某些利益，但是卻帶來了更大的麻煩和損失，有些甚至可能無法挽回。

　　但是反過來也要注意，在國際問題研究中不能過於理想主義。雖然理想主義的國際關系原則往往可能贏得一些掌聲，但是理想主義往往與烏托邦式的臆想隻有一步之遙。雖然存在於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一些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頭腦中的烏托邦思想理論（如“世界共產主義”等）已不再流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類似的“美好理想”（如跨國的“伊斯蘭國”、完全的“全球村”、“世界公民”觀等）也曾是或仍然是國際問題研究中的話題，有時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研究。

　　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無論我們是以“現實主義”的工具理性還是“理想主義”的道德理性作為理論基礎，我們研究的最終目標都是要對研究對象面臨的問題或事件走向做出預測。無論是“工具理性”，還是“道德理性”，都不是我們得出正確預測的方法論基礎。那麼，怎樣才能做出正確的預測呢？我們以法國問題和法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些可資借鑒的理論或現象為對象來予以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