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國祥：全球新秩序下的中法關系50年——義利並重

　　在各自的文化思想發展過程中，中法兩國逐步形成了無疑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尊重多樣性”的法國學派和“仁者愛人”的中國儒家文化思想。兩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認為，人類不同意識形態（包括意識形態性很強的宗教紛爭、政治社會思想體系、黨派等）、不同文化圈（歐洲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等）中長期形成的風俗習慣、思維、行為方式，都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因而應該是平等、相互尊重和互補的。中國幾千年來流傳甚廣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文化理念認為，人類不同群體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但由於地理環境和發達程度等原因，人類各群體早期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下，也就必然形成不同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等文化傳統。因此，人類群體乃至個體之間相互寬容、互助互愛便是理所當然的。被許多評論家稱為“人民詩人”的法國大文豪雨果認為，無論從生物學角度說，還是從宗教（基督教）角度說，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是“兄弟”關系。這是雨果人道主義的本質所在。更重要的是，最早主張宗教寬容的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早在1589年就頒布了《南特敕令》，成功地結束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戰。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從人類理性的高度上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而在那時對法國人來說還十分遙遠的中國，則早已形成儒道釋三教共存並進、“多樣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格局。特別是被西方人看成中國傳統宗教思想的儒家學說，更成為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寬容精神”（la dolérence）的兩大構成因素之一（其一是如雨果所言之基督教“兄弟”說，其二便是孔夫子的“仁愛”說）。這種寬容精神更是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自由、平等、博愛”這個現代社會政治文明准則中“博愛”原則的直接思想來源。因此可以說，中法兩大文化中對於人類多樣文化間相互寬容、並存、共同發展的理念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上所言，中法建交50周年以來的中法兩國關系的實踐，就是這種“一”與“多”並存、共同發展的典范。

　　如果說“博愛”說與“仁愛”說更多地是一種倫理觀，是一種意識形態。那麼到了現當代，法國眾多享譽世界的文化學者則更多地是從理性和科學（如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認為不同的文化體系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有大小，但文化本身沒有優劣之分，這就是法國當代著名人類學家勒維—斯特勞斯在1952年聯合國教科文大會上的長篇演講《種族與歷史》的中心內容。法國學者讓·普永1956年在《論克洛德·勒維—斯特勞斯》一文中寫道：“人就是我所是的那個存在，但同樣也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的那個存在。承認這一點，與其說是理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經驗使然。即使是種族暴力也不能將這種經驗抹去。”與此截然相反的是，2001年“9·11”事件后，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的演講中常常以“上帝保佑美國”為結束語，而且按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德雷福曼的觀點，喬治·布什是在利用古波斯二元論神話，將人類分成“善”“惡”兩類，並試圖讓美國公眾認可“打擊恐怖主義的十字軍征討”行動。“9·11”事件后不久，法國著名學者托多羅夫在法國裡昂第三大學等地進行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暴力的演講，同時簽售他的文化學著作《我者與他者》。不久后的10月，法國總統希拉克在聯合國教科文大會上發表《用另一種觀點看二十一世紀》（Une autre vision sur le XXe siècle），明確表示反對“種族傲慢”，提倡“種族對話”。

　　以希拉克的“對話說”為代表的觀點並非簡單地“反美”，也不僅僅是國際關系意義上的政治態度，更是法國一貫的尊重多樣性、多樣並存文化思想的又一次展示。因為正如勒維—斯特勞斯所言：實踐証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人類的組成部分，企圖使用暴力將人類中的一部分“抹去”是不能達到人類更好地發展之目的的。中法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遭法西斯蹂躪的痛苦和光復的共同經驗，也証明了種族主義者們的所謂“優勝劣汰理論”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理論和非理性。認為某種“強勢”文化可以合乎理性地消滅另一種“弱勢”文化的邏輯更是必須受到真正理性的否定和批判。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的確在一定的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絕非普遍真理。它在發展到極端時導致了法西斯邏輯的產生，釀成了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慘絕人寰的悲劇。可以想象，擁有如核彈這樣武器的當代人類，如果仍然用這種生物學邏輯來處理不同文化人群之間的關系，其結果很有可能是包括所謂“優秀”民族在內的全人類的毀滅。